■钱旺明
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却有一肚子土办法。她的这些土办法，大抵是从外婆和奶奶那里学来的，又经过她自己几十年的琢磨，便成了我们家的“祖传秘方”。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土得掉渣的法子，或许可笑甚至荒谬，然而在我幼时却每每奏效。
记得我六岁那年，忽然发高烧，额头烫得能烙饼。父亲不在家，母亲便用她的办法来给我治疗。她先是舀了一瓢井水，又从灶膛里抓了一把灰，搅和成糊状，涂在我的额头上。那灰水凉丝丝的，倒让我舒服了。随后她又从鸡窝里摸出一个新鲜鸡蛋，在碗边磕破，取出蛋清，抹在我的胸口和脚心。她说这是在“拔火”，能把体内的热气吸出来。我昏昏沉沉地躺着，只觉得胸口一片冰凉，倒也安稳地睡去了。第二天烧真的退了，母亲便得意地说：“瞧，管用吧？医院那些白大褂，就知道打针吃药，哪懂得这些老法子？”
母亲的土办法不仅用于治病，还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夏天蚊子多，她便在门前种几株薄荷，说是能驱蚊。又不知从哪里听来，将晒干的橘子皮点燃，烟气也能熏走蚊虫。于是每到傍晚，我家门前便飘着一股奇怪的橘子皮焦味，混杂着薄荷的清凉气息。蚊子真的被赶跑了，那气味便成了我记忆中夏天独特的味道。
最难忘的，还是母亲对付我挑食的法子。我不爱吃青菜，一见碗里的绿色便皱眉。母亲并不强迫我，她把菠菜剁得极碎，和在肉馅里包饺子；将胡萝卜擦成细丝，混入鸡蛋中煎成饼。我吃得津津有味，全然不知自己正在摄入平日厌恶的蔬菜。后来我识破了，却已习惯了蔬菜的味道。这大概是她最成功的土办法了。
母亲最神奇的土办法，是关于梦魇的。我小时候常做噩梦，半夜惊醒大哭。母亲便在睡前用红绳系一个结，挂在我的床头，说是能“绑住噩梦”。又教我在害怕时默念三遍“不怕不怕”，声称这样鬼怪就会离开。说来也怪，自从挂了红绳，我的噩梦确实少了。长大后，我知道这都是心理暗示的作用，但在那个怯生生的童年时代，母亲的红绳就是我最坚实的护身符。
这些土办法背后，是母亲那一代人面对生活困境时的无奈与智慧。他们不懂科学原理，却通过观察和实验，总结出一套应对之法。有些确实有效，比如用茶叶水洗眼睛消炎，用蜜缓解咳嗽；有些则纯属迷信，如在门楣上挂镜子辟邪，用铜钱压惊。但无论如何，这些土办法都承载着母亲对子女最朴实的呵护。
我十五岁进城读书后，渐渐接触了现代医学和科学知识，开始质疑母亲的土办法。有一次，她要用艾草给我熏肚子止痛，我坚决拒绝，还搬出生物课上学来的知识驳斥她。母亲愣了一会儿，讪讪地收起艾草，喃喃道：“书读多了，看不起老法子啦。”我见她失落的样子，心里忽然有些发酸。后来，我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母亲还是会用她的土办法照顾我：在我行李箱里放一包灶土，说是防水土不服；在我枕头下塞几片桃木，说是保平安。我不再反驳，任由她摆布。因为我知道，这都是她对我的牵挂。
那年冬天，母亲咳嗽久治不愈。我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炎，需要住院。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依然念叨着她的土办法：“要是用枇杷叶蒸冰糖喝，早好了。”我握着她的手，没有告诉她枇杷叶对肺炎并无疗效。护士来打针时，母亲紧张得像个孩子，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她给我涂灰水时的从容。原来，在陌生的现代医学面前，我那无所不能的母亲也会害怕。
母亲病愈后，身体却大不如前。有一天我回家，看见她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手里摆弄着一把艾草。阳光照在她的白发上，闪闪发亮。她抬头看见我，笑着说：“晒点艾草，你带回去，冬天熏熏关节。”我接过那把艾草，忽然泪如雨下。那一刻我明白了，妈妈的土办法从来不是关于科学或迷信，而是关于爱——那种笨拙的、固执的、不求回报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