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小引与补记

　　◎刘 东 　　小引 　　十年以前，我出版了《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来专门讨论“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当时所带来的挑战，对于彼时的中国人是崭新的，那么竟然只是在十年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性受挫，国际学界的时髦话题便已是“后全球”了。 　　不过，我在那时即已指出，曾经表现得“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本是个芜杂纷乱的复合概念，它先从西方化、国际化、世界化的内涵起始，又发展出普遍化、全球化甚至星球化的意蕴，而且，所有这些意涵还都无序地叠合到了一起。由此，一方面，到底选用哪种理论框架来概括当代，恐怕更多的还是主观的信念问题，取决于从心理上倾向于相信什么；而在另一方面，这种“后全球”的新拟术语，毕竟还是凸显了以往时常被忽略的、恰恰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冲突，也放大了以往曾经淹没在乐观声浪中的、不断分崩离析的碎裂噪声。 　　事实上，全球化一方面的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诱使学者把世界说成是“扁平”的，或者把历史形容为“终结”了；而在另一方面，国与国间的快速角力与碰撞，也确实让原已存在的社会危机，通过相互的接壤、嵌入与压缩，而表现得愈加高涨、尖锐和恶化，乃至发酵出危机的平方、立方，甚至n次方，从而加剧了属于全球性的风险社会。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否愿意采纳“后全球”这个概念，它都有助于我们警醒地关注到，全人类正面临着关键的临界点。如果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正因为抓住了全球化的正侧面，我们的国力得以迅速地腾飞，那么在今后的一段时间，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负侧面，同样攸关我们的国运。 　　当然了，这个“全球化”进程到底能否被拯救，并不会只取决于某一国的选择；但反过来，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坚持改革开放，以及能否创造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对于这个星球的未来仍将是至关重要的。 　　补记 　　开篇的地方已经交代过了，这本书属于十年前那本小书的续篇，所以这两本书最好对照起来阅读。 　　然而，相当富于戏剧性的是，前一本书还题为《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紧随其后的这一本书，就已经在提问《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也就是说，仿佛刚刚还在追问“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并且思考它对于中国究竟是福是祸，转眼就又提出了“后全球”的问题，乃至中国到底要在这种变局中如何自处。 　　更加富于戏剧性的是，也许是编辑们工作太过仔细了，所以，还没有等到这本书印出来，我在其中谈到的那位美国前总统，就已经不可阻挡地强势回归了，并且再次充当了扰动世界历史的轴心。由此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那股“逆全球化”的狂躁力量，在一时间竟然表现得何等强大。 　　于是，不免再把去年的文稿重温一过，看看是不是在哪里论述错了。——结果却发现，完全可以把自己在去年的写作，看成是赶在美国大选前的预言，因为如今正经历的特朗普2.0版，也恰恰是“后全球”的2.0版。 　　当然了，特朗普这次霸气十足的回归，还是带来了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甚至可以说，给今后的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带来了难以胜数的崭新课题。说白了，就像在医学上进行切片造影一样，他这场不管不顾、不加修饰的运动，反而带来了相当难得的观测方便，让我们更容易看清西方社会的底蕴，而穿透了那些天花乱坠的障眼法。 　　无论如何，方今才真是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乱世，而且，这样的纷乱和搅扰看来还是未有穷期的。既然这样，至少在我本人的有生之年，对于人类当代历史的追踪与思考，也同样应当被坚守为未有穷期的。也就是说，就连这个尚未来得及印刷出来的续篇，都很可能再被追加上另一个续篇，而且，开始那次写作看来也不会很久了。 　　只不过，说到自己对于这种纷乱的物象究竟观察和拿捏得准不准确，或者是，究竟能够看准和讲对几分，那就不是在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刻足以信心满满地加以判断的了。真正严峻的问题在于，对于这种当代症候的十万火急的诊断，是决不可以先锁在抽屉里等待时间来自行沉淀的，否则的话，它会很快失去了可用的时效。 　　由此也就可以说，一方面，在这种写作中的进退得失、成败利钝，完全是不可控制和难以预料的；而在另一方面，唯一还能做到心中有数的却又是，不管甘冒多大的学术风险，都决不可放弃自己的思考责任。否则的话，这本身就已然犯下了一种更大的、更不可弥补的错误。 　　很有可能只有到了自己身后的很多年，那些竭泽而渔的历史学家们才会经由皓首穷经的考据，乃至毕生不辍的推敲，在学术的层面进行验收，以判定自己在当下的节骨眼上到底有没有哪怕是“一得之愚”。当然，要是真正轮到了自己的身后，也希望还是会有后来的、同样不怕犯错的思想者，能够承担起这种“思考当代”的重大责任。 　　无论如何，我们绝非只是为了满足内心的“考古癖”，才来到大学里谋求这一份学术工作。所以，要是干脆丧失了“研究当代”的动机，只是因为这太过困难便不敢发出思考，那么，我们这些人文与社科学者，也就不啻蜕化成了整个社会的盲肠，而拖累得全体人类的历史行为，也同样无异于无头苍蝇的盲动了。 　　《旧唐书·陆挚传》中有过一段记载：“贽以受人主殊遇，不敢爱身，事有不可，极言无隐。朋友规之，以为太峻，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当然如今早已是时过境迁，而所谓“天子”也早已沦为笑柄了。即使如此，还是可以调用这个慷慨的句式，同样慷慨地讲出“吾上不负天命”而“下不负吾所学”。而且还不待言，我们肩上不可稍忘的“天命”，恰正是永远不知疲倦与不稍消歇地去发出更加深广、更加周备和更有把握的思索！ 　　《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当今世界的机遇、嵌入与错位》，刘东/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