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 闻 陕北的革命说书人韩起祥，是中国曲艺界的一位名人。他的自传体陕北说书《翻身记》，不仅是他的成名之作，更是传世之作。 韩起祥出生在陕北横山县韩家园子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是一位以三弦为武器、进行革命宣传的著名盲人曲艺战士。数十年里，他身背三弦、手拄“三仙棍”、怀揣数百部革命书词，踏遍了陕北的山水沟峁，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曾受到过革命先辈刘志丹的支持和接济；曾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和热情鼓励。在陕北的任何地方，只要一提起韩起祥，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陕北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骄傲。 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曾在延安生活工作过多年，有幸结识韩起祥，并多次痴迷地聆听他的书词演唱。通过平时的接触以及他人的讲述，我对这位在曲艺事业上有着非凡贡献的革命先辈，怀有无限的爱戴和崇敬之情。下面就说说有关他的几个感人生活片段和故事 苦难的童年 韩起祥出生于1914年，正值军阀战乱时期，国家贫穷落后，民不聊生。1918年，年仅4岁的韩起祥患上天花，导致双目失明；6岁时，父亲又死于伤寒。韩起祥兄弟姐妹共9个，母亲实在无力养活，曾想丢弃他，是一位好心的盲人舍给他母亲两吊铜钱，最终救了他。在极度艰苦的年月里，韩起祥和他的兄弟姊妹靠吃糠咽菜，给富人揽羊、揽驴、打短工混日子，时时挣扎在死亡线上。他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幸好被路过的好友苏相成发现救下。14岁那年，母亲卖掉了家中仅有的半亩瓜田，托人把他送到米脂县杜家畔盲人说书艺人杜维新那里。听了他的身世，杜维新异常同情，收留了他。在杜家，韩起祥发奋学习，仅仅三个月，就学会了《汗巾记》《摇钱树》《标天记》《白狗记》《五星三环记》《东京记》等6部传统书词，而且能够单独演唱。然而，那时的说书人，说书的目的就是混口饭吃，其中还夹杂着算命算卦、测八字、看病驱邪等；而对于这些，韩起祥并不感兴趣。 三弦战士 一天，韩起祥背着三弦赤脚赶路。迎面碰到一队人马，不像是匪军。其中一位看他赤着脚，就问他：“小兄弟，你没鞋穿吗？”他说：“我是穷人，仅有的一双鞋被匪军抢走了！”那人就拿出三双鞋，让他试看哪双合脚，并说：“不用怕，咱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专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韩起祥试了一双，觉得很合适。那人又从包里取出4元钱给他说：“这4元钱就作你路上的盘缠吧！”说完，扬鞭催马而去。就在这时，韩起祥意外遇到了已经参加刘志丹游击队的好友苏相成，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苏相成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他问苏相成给他鞋和钱的那人是谁？苏相成说：“他就是咱红军的将领刘志丹！”韩起祥一听，高兴地随口便唱道：“陕北出了个刘志丹，领导人民把身翻。今天见了刘志丹，不干革命心不甘。”这时，苏相成把一大卷红军标语塞在他手中，让他走村串乡的时候，秘密张贴或散发在敌人盘踞、路过的村庄、道路和集镇上。韩起祥早就想为革命做点贡献了，今天见了刘志丹，更有劲头了，所以二话没说，便爽快地答应了好友苏相成。 村里有一个清朝时期的拔贡生王老曼，曾在四川一带做过官；虽弃官还家，但仍然横行乡里，与当地反动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欺压百姓，民愤极大。这天，恰逢王老曼请韩起祥上门说书。说完书，等听书的人散去，韩起祥悄悄将一张写着“红军好”的标语贴在了王老曼袍子的后襟上，然后迅速离开。王老曼并未发觉，依然洋洋得意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孩子们见状，便跟在后面起哄，人们指着他的脊背发笑，他也全然不知。直到第二天，王老曼才发现这个标语，吓得屁滚尿流，害怕落下勾结红军的罪名。接下来好长时间，王老曼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不敢出门。 又一天，韩起祥发完标语，刚到刘家寨，就碰到了该村的伪保长刘保民。刘问他从哪里来？韩起祥说：“从后沟来。”保长反复看了看他的三弦，问：“你看见过红军吗？”韩起祥答：“我是个瞎子，什么红军、绿军？我什么也没看见。”可保长总认为他形迹可疑，便把他交给了驻村匪军。虽然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后来刘保民又把他关进房子里，继续酷刑逼问，他依旧咬紧牙关，否认和红军有什么关系，保长对韩起祥也是无可奈何。后来，韩起祥的一个姑舅花了六个银元将他保释出来。 住在五虎寨的国民党匪军队长杨生丙，特别爱听韩起祥说书，两人关系不错。一次，他让韩起祥给他算命，韩起祥说，“听你的言谈举止，你是火命，南主阳，北主阴，你的队伍不能向北，只能向南退到西安才安全。”杨生丙信以为真，便原地驻扎下来，而此举却帮助了红军，免遭损失。后来，杨生丙又托韩起祥给他父母亲送一封信，并把他的想法也向韩起祥说了。韩起祥听罢慷慨地答应：“我保证把信送到你的老家。”于是他把信藏在三弦内，经过几道岗哨，最终安全送到了杨生丙父母的手里。几天后，韩起祥又把杨父母的回信交给了杨生丙。杨的父母在回信中说：“丙儿如晤：咱乡解放了，人民生活过得很好，咱家也不例外。你在外工作要顺情合理，千万勿伤害老百姓！”次日，杨生丙即与韩起祥商量，仍以三弦作为传信工具，与红军取得了联系。之后，杨生丙毅然率军起义，并解放了五虎寨。韩起祥还因此受到红军的表扬。 1947年的一天，韩起祥正在冯甫川岳家窑村为解放军说唱新书《时事传》和《蒋介石大黑皮》。突然有人来报：“有一股匪军朝村里这边来了。”解放军立即作了战斗部署。这个村是个葫芦形地形，沟口易进难出，部队立即埋伏起来。敌人进村后，如饿虎扑羊，鸣枪放炮，抓鸡牵羊，乱作一团。此时的韩起祥不动声色，他悄悄藏起三弦，混在人群之中。敌人凶恶地问韩起祥：“他妈的，这里的共军哪里去了？”韩起祥没有回答，另一个匪军又问：“你认识韩起祥吗？”韩起祥镇定地问：“是哪个韩起祥？”“就是那个说书的韩起祥。”韩起祥说：“啊！他呀！你们来迟了，他早就跑到山西那边去了！”敌人一听，失望地搔了搔头。韩起祥又问：“你们为啥要抓他？”敌人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整天编书词骂蒋委员长骂国军！”说话间，只听冲锋号响起，埋伏在四面的解放军冲了下来，包围了村庄，一举歼灭了这股匪军。 给毛主席说书 1940年，韩起祥得知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那里无富无贫、政治民主。于是，韩起祥在绥德联络了三十多位盲人，组成了盲人说书队，在八路军的帮助和支持下，来到了延安，以三弦为武器开展群众性的说书活动。1942年，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盲人说书队开展了新书创作演唱活动。他们深入生活，搜集素材，积极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新书词。在这些活动中，韩起祥总是冲在最前面。他被邀请参加了在桥儿沟召开的“陕北说书讨论会”，见到了边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贺敬之、马昆、张庚、吕骥、马可、安波等。会上，韩起祥表演了他的拿手书词《武松打虎》，贺敬之则即兴演唱了《天下黄河十八道弯》。会上，正式宣布韩起祥成为一名边区文艺战士。 1946年8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韩起祥正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创作新书《蒋介石进犯边区》，一位军人拉着一匹大白马来到门前说：“你是韩起祥吗？毛主席让我来请你去说书。”韩起祥一听，就有点蒙，连忙问：“毛主席请我说书？我是陕北人，说的是陕北土话，恐怕毛主席听不懂！”来人说：“不怕，你说慢点就行了。”这时，韩起祥的婆姨急忙开口：“快去，快去，毛主席叫你，你还不去？没有毛主席哪能有咱们的今天！”于是，韩起祥就换上新衣服起身了。来人让韩起祥骑上马，韩起祥用手摸了摸马，说：“这是毛主席骑的马，咱是受苦人，走路就行，还是让马歇歇，歇好了让毛主席骑吧！”于是他们二人边走边聊，一直走到杨家岭。毛主席的警卫员接待了他，随即端来几盘菜，韩起祥虽然看不见是什么菜，但却闻到了菜的香味。他既激动又紧张，不由得就掉下泪来。吃完饭，韩起祥来到中央大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几分钟后，毛主席来了，亲切地和韩起祥握手，笑逐颜开地说：“你就是韩起祥同志！”韩起祥说：“我给毛主席说书来了！” 韩起祥先弹了一段《时事传》，说的是毛主席重庆谈判。第二段说的是《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当弹唱到“是我叫你不去还是你不去”时，毛主席笑了。待说唱到“原来我把你当个朽木墩墩，谁知你还是个金钟钟，让土把你埋了。现在我把这个金钟钟挂在空中，让它发光发亮又有响声”时，毛主席哈哈地大笑起来……韩起祥一口气唱了两个小时，还想再唱，却怕影响毛主席休息，只得作罢。毛主席表扬韩起祥的新书说得好，群众语言很丰富，就是他的三弦太旧了，等全国解放了，买个好三弦。另外毛主席还告诉他，新书要推广到全国去，今后要多演唱工农兵，要多带徒弟，要把陕北说书传至后代，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帮助的。 隔了十多天，韩起祥又被邀请到枣园给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说书，得到首长们的热情鼓励。不仅如此，首长还要求王宗元同志帮助韩起祥整理书稿、学习文化，继续为群众多编新书。 新书说唱成就斐然 韩起祥自从到达延安参加革命后，就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开始了新书创作和对旧书的改造。 当时，边区从事说书的盲人已有近500人，他们说的大部分是传统书词，封建迷信和低俗的内容较多。由于旧传统旧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要发展和推广新书创作阻力较大，而且韩起祥是个盲人，又没有文化，要创作新书的确还有不少实际困难。但是，韩起祥认识到，说新书是战争和革命形势的需要，他义不容辞。令人庆幸的是，韩起祥虽然双目失明，但他有非凡的记忆力，已有150余部书词烂熟于胸。韩起祥联合盲人中的积极分子，一起琢磨新书的创作。不懂盲文，就用彩色铅笔和各种自创的圆、点、方、三角、横等简单符号代替。在组织和好心人的帮助下，韩起祥努力学习盲文，不到两年就脱了盲。学会了盲文，韩起祥如虎添翼。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时事政治，阅读盲文报刊资料，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素养。同时，他联合一些进步盲人深入生活、接近群众，靠着盲人的“四靠（听、摸、问、感）精神”丰富自己的创作素材。先后编出了《回乡记》《看亲家》《算账》《刘巧团圆》《西北时事传》《打神仙》《红孩女妖精》《蒋介石大黑皮》《中国魂》《庄家蚯蚓》等反映现实、紧密配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书词。这些作品大都语言通俗、形象生动、情节感人、唱腔优美、质朴流畅，具有鲜明的陕北地方特色。尤其是把传统的韵白改为散白，好听好懂，明白如说话。在音乐方面，加用了“手摇蚂蚱板”，小腿上绑上甩板、水擦和醒木。把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融入到陕北说书之中，使其特色鲜明，别开生面，为陕北说书做出了重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韩起祥根据个人的血泪家史编写的自传式长篇书词《翻身记》，唱腔优美细腻、质朴流畅、感情充沛。依据人物和情节的需要，《翻身记》吸收了大量的民歌小调（如揽工调、信天游、天心顺）、碗碗腔、道情等地方戏曲音乐，使唱腔更为丰富。韩起祥演唱的《翻身记》，字音准、吐字清、归韵正，真假嗓运用自如，是他场场必演的经典代表作，深受群众喜爱。 为了推广新书，在时任西北文联主席柯仲平的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西北说书改进会”，先后在延安、米脂、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子长等地举办了“说唱新书训练班”，使300多位盲人说书者说上了新书。为了占领新书说唱阵地，他们还要时常和守旧派说书人唱对台戏——你说你的《摇钱树》，我说我的《刘巧团圆》；你说你的《琅琊山巫神兵》，我说我的《战斗英雄刘四虎》。结果，还是新书更受听众的青睐。 韩起祥常给人说：“三弦就是机关枪，唱词就是子弹，编书词就是制造子弹，新书编出来了就算有了货，有货就要卖，而所谓的卖就是为群众演唱。” 全国解放后，韩起祥曾担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和陕西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以及延安地区文化馆馆长；曾参加西北、陕西省和全国文代会；被推选为全国第五、第六届政协委员。尽管公务繁忙，但韩起祥始终没有放弃他所钟爱的曲艺事业。在延安新市场举办了多期学说新书训练班，并以延安河庄坪杨老庄为基地，成立了曲艺俱乐部，深入生活进行曲艺创作。除了自己坚持创作外，他还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曲艺工作者，使民间曲艺事业后继有人。尤其是1977年在延安培育的“大姑娘说书队”颇有名望，他的女儿韩应莲就是其中一员。 1989年，韩起祥去世，老百姓称他为“人民的艺人”“人民的曲艺艺术家”。之后，他的女儿韩应莲接过了父亲的三弦，带领“大姑娘说书队”的姐妹们，走村串乡，将陕北说书带到村头、田间、工厂和偏远山沟。现如今，韩应莲不仅是中国曲艺协会会员，还担任延安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她决心把父亲留下的曲艺事业发展传承下去。 目前，陕北说书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时期延安地区的一项主要群众性文化活动，各区县的曲艺活动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而这其中，革命先辈、老艺人韩起祥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