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的古代玻璃艺术品（组图） 展出的古代玻璃艺术品（组图） □李 梅 近日，大唐西市博物馆迎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琉光万里——地中海到长安的玻璃之旅”特展。据悉，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二周年的重要文化活动，本次展览是中国文博界首个由学术机构与收藏界联合策划的玻璃艺术通史特展，155件套、横跨5000年文明史的东西方珍贵玻璃文物，构建起了地中海文明圈与东方世界的时空对话，其中60%展品首次公开亮相，以物证史再现人类由古至今的全球化贸易网络，再现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盛景与文明交融。 这次展览展出了哪些精彩的珍贵玻璃文物？西方和东方玻璃艺术有何异同？又是怎样通过丝绸之路相互影响……本期，西安晚报《文博视野》特邀清华大学巴基斯坦文化传播中心特聘研究员、展览策展人梁晓新先生，为读者深度解读和赏析这批玻璃珍宝里蕴藏的丝路异域风情和精彩内涵—— 丝路起点对话千年文明 60%玻璃展品首次公开亮相 “与罗马、雅典、开罗等世界名都并列齐名的十三朝古都西安，有着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汉唐时期达到鼎盛。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都市之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是长安盛况的真实写照。长安不仅吸引了无数外国使节、商人和学者通过丝路接踵而来，而且域外的各种奇珍异宝、文化艺术也汇聚于此，极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创造。长安与罗马，两个分处古典世界东西两极的文明体，她们之间的交流互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在展览的前言中，清华大学巴基斯坦文化传播中心特聘研究员、策展人梁晓新写了上面这段话，简明地勾勒出西安与丝路的历史渊源。 梁晓新介绍，此次展览60%展品首次公开亮相。漫长的丝绸之路历史上，玻璃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却常常被忽略了的品种。自人造玻璃首次出现在约5000年前的两河流域开始，玻璃成为了贯穿整个西方物质文明史的标志性文物与艺术品种，它既是远古文明中象征神奇魔力的奢华宝物，也是最早的贸易产品之一，从而促进了区域之间乃至文明体之间的人文科技与艺术的交流互动。直到五千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人类社会仍然在享受、研发和制造各种各样的玻璃。远在战国时期，从西域传入的精巧神秘的蜻蜓眼玻璃珠就已经风靡于权贵阶级，至汉唐时期，罗马帝国治下的玻璃的制作已达到极致，并沿丝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在西安地区考古发现的众多玻璃器证实了这段辉煌的中西交流史，这次展览也正是以长安城大唐西市遗址发现的一组玻璃母作为契机，开启这段横跨3000年历程的“琉光溢彩”之旅。 展览沿着时间与文明的进程，为观众呈现了异彩纷呈、形制多样、美不胜收的两河流域玻璃、古埃及地中海型芯玻璃、托勒密马赛克玻璃、罗马玻璃及萨珊玻璃，还特别展出一组稀有的中国古代仿玉玻璃器，以及一组备受关注的北朝至隋唐间的陶瓷仿玻璃作品，乃至作为收尾的清宫宫廷玻璃，当然还有各式神秘迷人的战国时期的蜻蜓眼玻璃珠。共计155 件套展品分别以“琉光地中海”、“溢彩盛长安”、“万里共风华”三个主题，全景式呈现了东西方三千年玻璃艺术的成就，勾勒出人类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勇气，也重溯了古代玻璃在科技、宗教、人文、贸易、艺术发展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记。此次展览以长安为坐标，探究了地中海玻璃文明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来到盛世长安，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乔连学在展览开幕式的致辞中指出，协会作为指导单位，对此次展览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次展览以玻璃为线索，不仅系统梳理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轨迹，也为丝路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并从学术创新角度阐释了此次展览的重要意义。陕西华夏古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朱洲则介绍：“玻璃，是人类文明最早的‘跨国技术’之一。从美索不达米亚的熔炉到长安西市的作坊，它不仅是物质的流动，更是文明的对话。”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副馆长阴玲玲则强调，大唐西市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商贸枢纽，曾是中外文明交汇的历史地标，而玻璃作为丝路贸易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技术传播与文化互鉴的深层意义。她表示：“此次展览选址于丝路起点，既是对古丝路精神的传承，也是新时代‘推动文物活化利用’的生动实践。” 梁晓新则强调了“大唐西市遗址出土玻璃母”的特殊学术价值，他指出：“本次展览全景式呈现从古埃及十八王朝至萨珊帝国时期的玻璃艺术发展史与地中海贸易史，用斑斓美妙的光影色彩勾勒出玻璃从两河文明、古埃及、地中海、罗马到东方华夏大地的轨迹，特别聚焦战汉至隋唐时期的玻璃器与地中海地区的交流，见证1500年间的中外艺术交流与融合，以玻璃构建起地中海与长安的文明对话。” 展览以古代欧亚大陆物质文明交流为切入点，精选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波斯及东亚地区的珍贵文物，系统呈现了五千年玻璃艺术的演进轨迹。展品有自两河文明伊始的亚述黑曜石滚印与型芯法玻璃瓶；古埃及托勒密王朝至罗马帝国时期的马赛克镶嵌玻璃器；地中海地区风格强烈的各类玻璃器皿；五彩斑斓的希腊玻璃距骨骰子，磨花工艺登峰造极的萨珊王朝琥珀色玻璃碗与阿巴斯王朝八方琉璃瓶等重要文物。展陈还特别设置“溢彩盛长安”单元，通过战国蜻蜓眼玻璃珠、汉晋以来的仿玉琉璃器、北朝至隋唐的陶瓷珍品等东方创新之作，与西域珍宝同场辉映，共同展现玻璃技术传播中的文化交融与艺术再生。 展览以“文明互鉴”为核心叙事，国际视角聚焦文明互鉴。策展团队首次将学术机构、博物馆与民间收藏力量深度结合，并引入卡塔尔王子阿勒萨尼艺术基金会旧藏等海外珍品，构建起跨地域、跨文明的文物对话框架。尤为突出的是，香港丝路文化艺术博览团队作为年轻策展力量，在文物遴选、展陈设计及学术研究中展现出专业性与创新力，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活化利用注入新动能。 异彩纷呈的“琉光地中海” 古埃及与两河文明玻璃珍品震撼人心 展览的第一章节“琉光地中海”，重点展出了一批古埃及与两河文明的古代玻璃珍品。 梁晓新介绍，玻璃是人类最早合成制造的物质之一，它是人类认识自然、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成果。虽然远在数万年前的石器时代的人类就已经认识到了陨石冲击玻璃，并开始将之改造利用成为切割工具和武器，乃至装饰品，但考古证据表明，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玻璃首先出现在约5000年前的两河流域与古埃及地区。考古学家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王朝遗址上发现的玻璃原材料，说明此地人民已经成熟地掌握了制作玻璃的技术。与此同时，巴比伦遗址上考古发掘出来的泥板书上，也出现了以楔形文字记载的玻璃制作的配方。古埃及玻璃生产的最初目标是什么呢？据考证，主要是为了模仿和替代他们十分热爱的天然宝石与半宝石，尤其用于代替绿松石和青金石，以及玛瑙与石榴石等宝石，仿制效果几可乱真。因此，在好几位埃及法老的随葬珠宝与器具上，都能看到镶嵌有玻璃制成的高仿宝石。同时，用于祭祀仪式与日常生活中的玻璃器皿也是琳琅满目。 本次展出的一批地中海东岸地区制作的玻璃容器，以各式香水瓶为主，还有一组极其精巧迷人的马赛克镶嵌玻璃片，充分显示出当时玻璃贸易的繁盛与技术交流、华美精巧的艺术特色。罗德岛是闻名遐迩的玻璃制作中心之一，以型芯法技法为主的各种精美玻璃香水瓶享誉世界，这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技术与优美的希腊陶器造型结合，使玻璃重新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这些玻璃艺术品上的标志性羽毛纹轻盈舒畅，并配以鲜明的黄、棕、蓝、白、绿的鲜艳色彩，仿如地中海晴空中飘送着棕榈叶的清风。在公元前550到公元前100年之间，这些装载着昂贵香油与香水的迷人玻璃小器皿几乎遍布了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公元前一世纪，在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工匠发明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玻璃吹制法，它极大地提高了玻璃器物的生产效率与产量，也极大地普及了玻璃器物的使用。在罗马帝国强大而有效的交通网络的支持下，玻璃的技术与贸易在罗马帝国全境流通，不但流传到西亚伊朗王朝与其后的伊斯兰王朝，也通过海路贩运至东方世界。希腊商人的《红海指南录》与我们的《汉书·地理志》都记载了这种繁盛的海上丝路贸易盛况。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一组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马赛克玻璃镶嵌饰片。地中海玻璃艺术中最璀璨华丽的就是马赛克玻璃。马赛克技术在后期被发挥到了极致，不但用于各种神龛和家具上的镶嵌，无比细致华美，还出现了极其精美的千花马赛克技法，即将各种纹样图案的马赛克切片进行更加精细的组合，所拼接形成的花纹宛如万花锦簇，再使用压模、铸模及热下垂法制作出华丽夺目的杯、碗、盘、瓶等器皿，将玻璃的装饰效果与艺术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对东西方其他类型的艺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006年出土于大唐西市遗址 四组玻璃母料：为何考古意义重大？ 此次展览，大唐西市博物馆依托丝路地标优势，将馆藏“玻璃母”与西北大学的科研成果共同亮相，首次展陈了西安大唐西市遗址出土的玻璃母等重要考古发现，并发布了有关丝路研究的新成果。 梁晓新介绍，唐长安城是丝路文化艺术汇聚的中心，这里历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众多玻璃器物，许多都是博物馆珍藏的重宝，它们说明了古代玻璃的奢华与珍贵，也象征着丝路鼎盛时期中外物质文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2006年在大唐西市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玻璃碎块与玻璃母，与那些美轮美奂的玻璃器物不同，这一批看似不起眼的玻璃碎块实则蕴藏着更加重要的考古讯息。它们出现在长安城商贸活动的中心——西市，更是意义非凡。因此，以这一组神奇的玻璃母作为本次玻璃特展的重要起点，实在是最适合不过。 玻璃母，即玻璃制品的原材料，属于半成品，它通过商贸运输至各个市场需求地，再被融化加工成各种精美的玻璃器皿。其中，著名的土耳其乌鲁布伦沉船玻璃锭即是此类。玻璃母的出现，预示着商贸路径与文化艺术交流的具体内容、玻璃科技水平的体现，并能反映出社会财富与精神文化面貌，更重要的是，这些玻璃母能更进一步引领我们去探究唐代玻璃生产的奥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睿教授对这批独特的玻璃出土物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发表论文指出，大唐西市玻璃母的成分检测数据属于盛行于两河流域、西亚至中亚的钠钙玻璃，异于中国古代自产的铅钡玻璃体系。但有一组玻璃助熔剂的检测数据却十分异常，与法门寺出土的琉璃明确为域外玻璃器的数据特征不同，这意味着大唐西市的玻璃母是分别用不同原料制成。综合检测结果，温睿教授认为西市出土的玻璃母表明，当时中国本土的玻璃生产很可能已经拓展到了西方的钠钙体系，成分分析还表示这些玻璃残块可能来自不同的生产作坊以不同的配方制成；另外，玻璃窑壁残块的形制特征，也恰好说明了当时使用窑炉应该是产量较大的池窑类型。这样一来，就可以合理推测当时的西市可能存在着玻璃制造、加工、贸易的整个产业链，很可能是玻璃加工、贸易的中心之一，这种推测就为唐代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方向。 梁晓新认为，在胡商云集的唐代大唐西市，通过丝路商贸来到此处的西域各种玻璃器皿与技术，乃至技师，很有可能催生了本地玻璃作坊的营运，西市玻璃母的发现意义重大，对于认识和揭秘唐代玻璃制造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向性研究价值：“我们期待未来在西市及西安周边的考古发掘能发现更多的相关文物，重现丝路交流下玻璃产业的辉煌。” 约1500万年前的天然玻璃是啥样？ 捷克陨石玻璃：来自宇宙的神奇庇护 在展览上，形成于约1500万年前、发现于捷克共和国摩尔达河谷的捷克陨石冲击玻璃令很多观众感到惊奇：“原来天然的玻璃是这个样子。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梁晓新介绍，远在人类开始制作玻璃甚至千百万年前，宇宙已经用它的神秘方式向地球送来了玻璃——陨石冲击玻璃。这种天然存在于自然界的玻璃，是由来自星空宇宙的陨石或彗星核坠落冲击地表后，地表的砂岩或酸性岩浆岩被瞬间的极高温熔融，并且飞溅到高空，经飞散后坠落，在坠落时骤然冷却而又来不及结晶落到地面所形成的物质。产于捷克西部地区的深墨绿色的陨石冲击玻璃，早在 1787年就被科学界发现，其形成年代距今大约1400到1500万年前。从一批克隆姆洛夫捷克陨石玻璃博物馆的藏品能看到，这种玻璃呈深浅不同的黑墨绿色，边缘半透明，表面有奇异的纹理，看上去是一种非常具有魔力的物质。考古还发现，远在约 4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开始加工并使用这些天然玻璃，并将其视为护身符；到 17-19世纪时，当地男性还会将摩尔达维石送给未婚妻以求婚姻和谐。时至今日，捷克陨石冲击玻璃仍然被视为珍贵的半宝石，用于各种名贵的珠宝设计中，并认为它具有强大的精神治愈能量，深受人们的喜爱。 除宇宙送来的陨石冲击玻璃，另一种大自然产生的天然玻璃就是黑曜石玻璃。这次展出的黑曜石雕亚述战车战门图景滚印，充分呈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的中亚述时期、位于两河流域的古老而珍贵的玻璃制品的风采。由于边缘锋利，黑曜石在远古时代被广泛应用于制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例如，古埃及人就用黑曜石刀片进行割礼等外科手术，最为著名的是，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金棺眼珠也用的是黑曜石。这种纯黑的黑曜石，自古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能量和象征意义，常被用于制作护身符和能量饰品，以及制作稀见的滚印。 溢彩盛长安 万里共风华 “琉光万里”：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中国古代神话中女娲炼五色石以补青天的物质，是否就是玻璃？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经考古研究发现，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玻璃的制作诞生于约五千年前的两河流域，经陆路丝绸之路向古埃及传播，再从古埃及传至古希腊与古罗马帝国疆域，再传至中、北欧，向东至中亚、印度，再进入中国。 新疆地区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玻璃质实物材料年代最早的地区。1974年在河南洛阳一座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白色料珠和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地出土的上千件西周早中期的玻璃管、珠，经专家鉴定是一种铅钡玻璃，这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属于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原理一样，但原材料不同，这说明此时的中国工匠在西来的技术基础上已经进而发展出自己独有的配方和装饰特征。春秋末年的越王勾践剑格上镶嵌的蓝色玻璃，是最早的符合现代玻璃定义的真正玻璃制品。 西周晚期前后，最先进入中国的玻璃就是诞生于古埃及与西亚的眼睛崇拜文化传统的蜻蜓眼玻璃珠。著名的河南金村东周王陵墓中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精致无比，说明作为奢华物品的西域玻璃已经在东周时期就流行于上层贵族阶层。玻璃蜻蜓眼珠如惊鸿一瞥，制作工艺极其精细复杂，远超同时期的西方产品。但战国和西汉时期的主流中国玻璃器，却是以模仿礼文化的玉器为主，不但在成分上是属于本土配方的铅钡玻璃，在造型上也开始与玉文化融合，制作出中国独有的仿玉玻璃器，并扩大了玻璃仿玉的设计生产至玻璃璧、玻璃剑饰、玻璃印章、玻璃窍塞、玻璃握，乃至玻璃席等等，具有鲜明的华夏文明艺术特点。本次展出了一组稀见的玻璃瑞兽、玻璃蝉唅等等，都仿造中国当时玉器的风格、制式、质感而作，充分展示了东西方玻璃交流的特点。 秦汉时期，海上与陆路丝绸之路使盛行于罗马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开始出现在中国；到了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进入黄金时代，波斯萨珊等玻璃器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权贵阶级与富裕的文人生活之中，成为风靡一时的豪华奢侈品，并成为佛教仪式中的象征意义的器具，吹制法玻璃技术也终于在北朝时期出现在中国，改变了一直以来的仿玉与模铸的传统玻璃技术。来自地中海的玻璃器对长安的各种艺术形式与审美品位都带来了奇妙的影响，对材质、造型和颜色的探索，使各种新的艺术品种和形式涌现在长安。来自西域的各种精致奢华的玻璃器物不但成为权贵与财富阶级趋之若鹜的时髦之物，也同时影响和启发了中国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和改变，最明显就是北朝时期的一部分陶瓷开始模仿玻璃器的造型或纹饰，成为一种奇异而美好的中西文化融合的见证。此次展出的隋代邢窑或相州窑白瓷高足杯，其造型与釉色质感明显是仿造同时期的舶来玻璃杯，优雅秀美，不但体现了高超卓越的陶瓷科技，也成为古代玻璃艺术最美、最珍稀的代言。此外，仿玻璃器皿的唐三彩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诞生于康熙三十五年的玻璃厂，是中国三千年玻璃艺术史的最后一个华丽篇章。清代宫廷玻璃器在一百多年的演变过程中逐渐被本土审美风格所改造，体现了东西方技术与审美风格的碰撞融合，彰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与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本次展出的两件玻璃菊瓣盘，可谓是经过约三千年发展，中国古代玻璃艺术在清代宫廷开出最后一朵绚烂的中西融合之花。闻名遐迩的清代雍正窑十二色菊瓣盘，是单色釉瓷器的名品，这个造型显然深受皇帝的喜爱，不但制作出多种优美绝妙的单色釉瓷器品种，也制作了漆、玉、掐丝珐琅等其他不同材质的版本。宫廷还延续了雍正瓷器的传统制式制作了玻璃版本的多色菊瓣盘，这是玻璃器与瓷器之间的互鉴互通，显示出清代宫廷匠师不同凡响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 可以说，“琉光万里”展览不仅是一场文物盛宴，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它以玻璃为媒，让丝路精神在当代焕发新生，为深化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