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是福
中国的汉字，其字形、字义、本义及延伸义，可谓博大精深，难以尽述也。如“贼”字，最为形象的当数金文，左边是一只手，右边是个“戈”（武器），中间是“贝”（贵重之物），表示“手持戈破贝”之意。至小篆，“手”靠近“戈”，更有持戈的意思。其本义即是“毁坏”，可引申为“害”，如《墨子·非儒》：“是贼天下之人者也。”《韩非子·内储说下》：“二人相憎，而欲相贼也。”至此，“贼”，又由“害”义引申为“杀”。
文字与时俱进，所以才是“活着”的。在《新华字典》中，贼字的基本义则变成“偷东西的人，盗匪”；对人民有危害的人；第三才是“害，伤害”。
其实，古时的“盗”字本义才是偷、偷东西的人。《荀子·修身》中有“窃货曰盗”；《论语·阳货》中将钻洞和爬墙的盗贼称作“穿窬之盗”；窃取（公务上）自己看管的财物，则为“主守自盗”，出自《汉书·刑法志》……
“盗”何时变成了今天的“贼”，恐怕有些时日。“盗（贼）”从何来？按儒教说“人之初，性本善”。既如此，何以有性恶，为盗？为贼？《荀子·乐论》则认为，“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通俗地说，即“富贵生淫欲，贫穷起盗心”。
写过《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等寓言的战国前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列子，在《天瑞》篇中就写了个穷人学当盗贼的故事：齐国的国氏大富，宋国的向氏大贫，于是向氏自宋之齐请其“术”。国氏告之曰：“吾善为盗——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穰。”向氏以为得了真传，“遂逾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时以赃获罪，没其居之财。”后来，向氏就怪国氏“谬己也”。可国氏所谓“盗”，是借天时地利，“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桓，建吾舍”。所盗者，都是上天的恩赐——用东郭先生的话说：“国氏之盗，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盗，私心也，故得罪 。”诚然，“夫金玉珍宝、谷帛财货，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
是故，历朝历代对“盗”对“贼”均绳之以法。如汉律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刑”，因为牛马，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其贵重无异于自家的性命。唐律则规定，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布帛）徒三年，二匹加一等；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到了《大明律》，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不再以赃物的多少为量刑标准。
尽管法律严酷，但盗贼从未绝迹过。不只是鸡鸣狗盗、小偷不摸之徒，有的还成了江洋大盗，啸聚山林，几至成了气候。水泊梁山中的好汉，则大多是盗中强盗、霸盗。不错，中国传统道德文明及教化一向宣扬“贫而不谄，富而不骄”（《论语·学而篇》）；“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的《滕王阁序》），甚至强调“安贫乐道”（《论语·雍也》），即便贫穷也是坚守道德初心，并被视为儒家人生的最高境界。
然而，说易行难，况且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春秋·左丘明《国语·周语下》）。人人做君子，不贪、不盗，及至“不饮盗泉”（战国·尸佼），难矣！没办法，只有对盗贼规以法则，量刑罚治。
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了清道光年间通州（今南通市）知州周焘铁腕治贼的故事。据称，每捉到贼，只要证据确凿，便“断其脚径”，即挑断脚筋。有一个贼很有胆气，受审时很不服，直接质问 “小的做贼多年，亦颇知《大清律例》，割脚径在何条例？” 周知州笑曰：“我也想问你，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着衣裳，你在哪一行？”这贼一时哑口无言。于是通州境内贼人害怕至极，纷纷跑路。由于贼人绝迹，百姓夜不闭户。
问题是，通州无贼也，其他州或遭殃也。毕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能吏或“酷吏”。当如何铲除盗匪贼患呢？清代吴炽昌所著《客窗闲话》则提供了另一种榜样。据称康熙年间，陆陇其曾在嘉定和灵寿任县令。每捉来一贼，就在衙门里逼其学纺纱：“是不难，为利最厚者，莫如教其纺花之法，且人人能为之。”在县令看来，纺纱是能安身立命的活计，又没多难，能学会偷盗就定能学会这个。“能即释汝，不能，是惰也，罪加倍。”学会纺纱就放你回家，不好好学，就加一倍的刑期。群贼为能早点出去就得拼命学纺纱，一般三五天就学得有模有样了。笔者以为，让小偷学纺纱，除了使其能有个一技之长，关键是能磨去其“不劳而获”“急功近利”的“贼性”。
尤为可贵的是，到放人时，陆陇其还告诫他们，这几天纺的纱，扣除饭钱，还多几百文，可拿回去做纺纱资本。有良知苏醒者，拿着钱哭着走了，大多数亦能改邪归正。若有再犯者，就不只一顿大板子，还要忍着屁股疼，继续纺纱一个月。如果第三次仍被捉进来，即让衙役赶着那贼快跑上千步，趁机摁住，灌下热醋，待贼喝到一半时猛拍其背，这贼从此就得上了干咳症，走到哪里都“咳咳咳——”，终生不愈，自然就死了当贼的心，只能老老实实纺棉花，自食其力了。
教之，授其生存之道；杖之，给其自悔之机；药之，使其终身不得再为贼。陆陇其治贼“三招”，以教化为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用心良苦，曾被朝廷定为学习榜样。当年嘉定孔庙里的当湖书院，即是乾隆年间为陆陇其而建，以纪念其“善政善教的卓著治迹”。只是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书院，办学堂，遂易名为嘉定高等小学堂。之后，曾为县立师范和县教育局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