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彤彤
公元3世纪中叶之后，在书法史的叙事中，“钟、胡”的说法很是流行了一个时期。
钟，指的是钟繇。胡，指的是胡昭。
“钟、胡”说最早见于3世纪下半叶卫恒的《四体书势》，里面讲：“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今盛行于世。”
“盛行于世”可不是简单的溢美之词、夸张之说。
盛行到了何种地步呢？……成一时楷模。而一时又是多长时间？大概百十年。
其时，谁有写好毛笔字的鸿志，不习“钟、胡”恐怕难有出头之日。须以他俩的字为楷模，是为正途。在“钟、胡”离世不到百年的时候，3世纪下半叶著名的音乐家、画家、文学家荀勖在主持晋帝国秘书监工作时，针对秘书监的具体工作，做出了“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的规定，将写好毛笔字纳入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机制中。
先不说“钟、胡”哥俩的家世、行状，仅从写毛笔字这个角度看，二位就有番来头，师出刘德升。
德升老师可不是一般人。
8世纪上半叶的书论大师张怀瓘在其所撰《书断》里说：“……刘德升既行书之祖。”
“祖”这个名号恐怕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在书法史的叙事中，担得起某书体之祖名号者，寥若晨星。
当然德升老师在书法界，尤其是在行书行当里的尊崇地位，不仅仅是张怀瓘一家之言，在他之前之后，凡治书史、书论者鲜有不提德升老师的人。从3世纪卫恒的《四体书势》；5世纪上半叶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7世纪中期李昉、扈蒙、徐铉等十四人所编的《太平广记》；12世纪上半叶蔡襄、蔡卞、米芾审定的《宣和书谱》；13世纪上半叶陈思的《书小史》；16世纪上半叶陆深的《书辑》；17世纪中后期冯武的《书法正传》；8世纪初王原祁、孙岳颁、宋骏业、王铨等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8世纪上半叶倪涛的《六艺之一录》……一直到目前，谁的书史、书论大著中若没有德升老师，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治了部书史，言语了一番书论。
只是这个德升老师与李斯、张芝，还有他的学生钟繇共享书体之祖的尊号比起来，略微少了些硬货——作品。
赖好李斯、张芝二祖留下了些疑似作品。钟繇的作品还有摹本，算作有影影了，但德升老师片纸未留，而其行状连一百个字都不到，模糊不清。
能确定的是德升老师和他的二位高足“钟、胡”都是颍川人。那时候，颍川可是个有些说头的地儿，首先，它和汝南、弘农、下邳、河内、吴郡在东汉时期，是一个层级的士族集团聚集地。而颍川不同于其他五郡的地方在于，它的士族集团的形成，源于东汉后期经学在此地的昌盛、私学的遍地开花，这两点成就了颍川在全国学术中心的地位。当然若要在全国的学术中心颍川混，基本的基本当然就是得写好毛笔字了，字都写不好，根本就没法混。而因此颍川出上那么几个青史留名的顶流书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像邯郸淳、刘德升、钟繇、胡昭这四位颍川老乡。综合起来考量，不仅仅是领一时风骚的角儿，甚至如钟繇这样的角儿，在书法艺术往后千多年的流变发展方面，起着相当的导向作用。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四位虽然各自的人生轨迹不同，但从最终的结局看，绝对属于任何时代的成功人士，是中国儒家社会标准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式模范人物。
不过对我来说，除了他们的功业，我大概更看重这四位颍川籍大佬活的那把岁数。
德升老师且不详说，文献中无生年无卒年，是历史上那种“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神秘人士，生卒年月对德升老师不重要，就如神仙的生卒年月不可闻一样。而剩下的三位，邯郸淳，就是段子手祖师爷，写了本《笑林》的那种大咖，一种说法是生于132年，卒于221年，享年89岁。可要是按江式、李延寿、王应麟、孙星衍这几位从6世纪中期之后到18世纪晚期的学界大咖的说法，洛阳的《正始石经》是邯郸淳所写，那么再据他写作《曹娥碑》的时间推算一下，淳老写石经的岁数该110岁了。所以全祖望在《石经考异序》中指出《正始石经》是嵇康书写的。反正若现在跑到洛阳博物馆看《正始石经》的残石，可以认为是看邯郸淳的字，也可以认为是看嵇康的字，这都不是关键，关键的问题是无论是淳老活了89岁，还是110岁朝上走，那一把岁数着实让人羡慕。
再看钟繇，虽说比不上淳老，但也得寿79岁。至于胡昭，活了88岁。而在颍川集团之外，与他们同时代的几位顶流书家，除了皇象、梁鹄生卒年不可考之外，如韦诞、卫觊、卫瓘、苏林、张昭他们，也活到了七十岁朝上走的年岁。
如此看来写不写毛笔字和人寿命的长短多少还有些微妙的关系。写字利于健身好像并不仅仅是闾里传说——怪不得老年大学书法班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入学率，老干部体亦成当代书法一个重要流派之一。谁不想活得长点呢？
总归这时候书法圈里一众大佬们的岁数，着实引人瞩目。本来放在其他升平岁月，活个七八十岁，九十、一百岁也没有啥稀罕。然而东汉末期三国时代是个啥光景？那是一个战争与瘟疫频密的时代呵。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别说一般人，就是主公大王皇帝圈里的寿命，也让人看着心里发毛，曹魏帝国5个皇帝，平均寿命47岁，蜀汉帝国2个皇帝平均寿命63岁，孙吴帝国5个皇帝平均寿命37岁。他们和书法圈里人的寿命比起来，相差不是十岁八岁。当然，找个理由，皇帝嘛，操心的地方多，日理万机，透支生命，短寿，大概也情有可原。
那么书法圈和文学圈比的话，简直没法比。在当时，文学圈大咖们已经不是寿命长短的问题了，而是面临着被团灭的巨大灾难。
那时候文坛扛把子曹丕在他写的《典论·论文》中，对其时的文坛有个排行榜。曹丕是这么说的：“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曹丕搞的这个文学天团组合，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徐干、刘桢、应瑒、王粲、陈琳于217年同时挂了。剩下二子，孔融最惨，被主公曹操砍了。还有一个阮瑀，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他爹，活得也不长，在他47岁时撒手人寰。
当然徐干、刘桢、应瑒、王粲、陈琳五位文坛大咖绝不是为出圈，相约着共赴黄泉。关键是这一年瘟疫再次降临人间，哥几个谁都没躲过。两年前仙逝的神医张仲景搞的那个药方子，估计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就是没被哥几个重视，耽误了病情。总归，217年的这场瘟疫下来，文坛损失惨重，至于寻常百姓家的情况，十室九空当不为过了。
然而在这一年，却未见书法圈里哪位大佬驾鹤西升，都活得好好的，怪哉！还是上天眷顾书法家呀！
瘟疫其实是影响汉末三国时期历史进程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有文献明确记载的瘟疫就有30余次。人尽皆知的黄巾之乱，张角兄弟之所以能聚百万众搞事情，亦是拜一场大瘟疫降临人间所赐。
死亡的气息是笼罩在汉末三国时代的挥之不去的永恒——无论是钱穆的《国史大纲》中所言，还是葛剑雄老师的《中国人口史》中所载，那时候的死亡人口竟然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往上走。三国时代结束的3世纪80年代，人口还不到二千万，而在2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既东汉帝国恒、灵二帝时期的人口数是6500万左右。百年左右的人口消亡数字，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总和的一倍还多。
战争与瘟疫之间不仅仅有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战后必有疫”是常识。战争—瘟疫—再战争—再瘟疫，如此反复，倒也彻底形成了个人间地狱的闭环。然后那些还有口气的英雄们在人间地狱中叱咤纵横之时更相信——只有我能把天翻了，地覆了，换了人间，我就是那一个可以带领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地狱走向人间的天的娃。汉末三国时期最大的英雄当然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了，他们没有谁不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天的娃，这是他们唯一的共识——我就是那个唯一的天的娃！不决出雌雄高下来，有谁会黯然离场呢？
同时无论哪一位乱世雄主大英雄，身边乱七八糟一堆追随者也是题中之义的标配。在他们中间，有些角儿，有个让人听了热血沸腾、能上头的大号——壮夫。
壮夫是啥？
豪壮之士，就叫壮夫。豪，可不是土豪，不带脖子上挂大金链子的那种豪——是豪杰。不仅豪，还壮呢。壮是啥？《说文解字》是这么讲的：“壮，大也。从士”。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大也。凡人之大谓之奘。寻说文之例。当云大士也。故下云从士”。更直观地解释一下，当然是小身子骨必须杠杠的，股二头肌必须得有吧。腹肌多少块，一般不用露，但肯定得有，要不怎么能说明壮呢？瘟疫来了，得扛得住，像建安七子中的那五个哥们，就不壮。然而只是小身子骨壮还不行，得有些本事，战争与瘟疫是个闭环，躲得过瘟疫，躲不过一出门就让人给砍了，无论如何也壮不起来，像杨修、孔融那样被主公砍了的主儿，讲他是壮夫，就勉强了。就是像荀彧这种人，称其壮夫也不大合适，《三国志·荀彧传》上讲他50岁就“以忧薨”了。所以壮夫还有个基本的标配，心大。一天到晚别瞎想，既然是追随了天下“分”时的英雄，主公搞些事情，比如自认为是天的娃，对此，你想法太多的话，不“忧薨”才怪呢？
151年钟繇出生的那一年，暴发了大瘟疫，疫区的核心地带洛阳距离他家没多远，不到200公里，他躲过了。到钟繇10岁的时候，瘟疫又来了，他还是躲过去了——截至230年他离世，拿陈高傭先生编著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来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在壮夫钟繇伟大而光辉的一生中，有十六年是在大瘟疫中度过了。他离世的230年瘟疫还在继续，直到四年之后才消停，看起来老钟终于还是没有扛过这次跨度达十余年的瘟疫。
论起来老钟这辈子算是从生到死都在和瘟疫搏斗，整个搏斗的过程以及结果足以证明他的身子骨不是一般的硬朗。老钟不是壮夫，能有谁算壮夫呢？
当然，一个人只有好身体也还不能完全说明他是壮夫。
壮夫嘛，还需要做些壮夫的事情。就比如钟繇，钟壮夫，一生的壮夫之举多不胜数。
遇事上头，不叫壮夫，叫匹夫。
钟繇在汉帝国中央政府任职的时候遭遇到一件大事——西凉军事集团寡头董卓突然在某一夜，率西凉军突入洛阳。
董卓入洛阳，将汉帝国带入了一个至暗时刻。
……钟繇选择了沉默，尽管他恨死董卓了，但再恨，他也没上头，而是在审时度势。
后来中央政府被董卓的西凉军事集团裹挟着自洛阳迁长安，其间种种事变，以及192年董卓被吕布搞死的大事件，他始终沉默着……是一种清醒的审时度势了——钟繇在长安注意着关东诸英雄的行迹，思索着天下大势，寻觅着天道之所在。
终于，有一天钟繇不再沉默，他说话了。
钟繇说话的时候，已经是董卓死后一年，他的部下李傕、郭汜比起他们的老长官董卓的乖张残虐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朝堂之上无底线地戏耍，战阵之中耍勇斗狠。可以说李、郭二位的行迹，已然超出了一般军头的思维，说他俩政治格局狭促都算抬举，纯粹军事寡头式的粗鄙，让钟繇和他们对话，简直就是找死。
但钟繇偏偏在沉默经年之后，竟然与李、郭二位对话了。
事情缘起于远在关东的兖州牧曹操“遣使上书”。
任职兖州牧时期的曹操，虽说博了些小小的虚名，但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实力与关东各个地方实力派相较，还不是那么的头角峥嵘显山露水，最少被袁绍压得死死的，距离成就一番霸业，尚有距离。
此时曹操遣使入长安的举动，可以解读为与关东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拟另立皇帝的政治诉求不一样，表达了他对汉帝国的忠诚。但一般明眼人也不难看出来，当下所谓的汉帝国中央政府，不就是李傕、郭汜掌控下的帝国政府吗？向这俩无脑军头表达忠诚，曹操难道更无脑？况且李傕、郭汜对曹操此举是否感冒，也还两说。果然，“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三国志·钟繇传》）
但钟繇在这个关口给李傕、郭汜直切要害地点出了整个帝国政府面临的政治局面是“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然后又具体说到曹操遣使是“……乃心王室”。
钟繇的潜台词就是当今天下，王室在哪里？又是谁代表王室？不就是二位爷吗？人家曹兖州遣使至西京是给你二位爷表态呢！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
因为钟繇这么两句话说得简洁明了，李傕、郭汜听明白了，有了一个蛮不错的结果——“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
这时候的曹操之所以能在未来的岁月成为魏太祖，不得不说，在汉末数十年乱世之中的李傕、郭汜时代，老曹已经有着不一般的政治眼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老曹有眼光，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他的眼光需要人来落实，把持中央政府的李傕、郭汜蠢笨若狗，不可能落实，就算是曹操自己，也不能确定，会有谁能来落实，能落实的人，必须要与自己有着同样的战略眼光，所需的是英雄所见略同。
曹操在兖州尽管有“数听荀彧之称繇”，但归根结底也是无法判定钟繇在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略规划中所可能具有的位置。毕竟从党锢之祸、黄巾之乱、董卓进洛阳、迁都西京，直到李傕、郭汜祸乱长安，钟繇始终保持着言语的沉默与行动的泯然于众……
然而钟繇却在不经意的历史瞬间，寥寥数语，为汉末时期的历史格局注入了相当的变数……正是因为钟繇，才在曹操集团和汉帝国中央政府之间，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沟通管道，为四年后的196年皇帝陛下东还后进入曹操控制的许都打下了基础。
从2世纪90年代初期到3世纪30年代逾四十年，钟繇在曹操军事集团及后来的魏帝国时期，他始终处在核心决策层中，其作用亦是一般人所不能及。例如他镇守关中期间，在决定着曹操军事集团是否能长久地在北部中国立足，攸关前途命运的官渡之战中，因为钟繇自关中向前线发粮草、军马之事，战后曹操亲笔写信，谓之曰：“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且不说曹操这封信是不是自比刘邦，但将钟繇比作萧何，足见曹操对他的倚重，亦可见其在曹操军事集团中的地位了。
钟繇不仅仅是有着萧何之功的军事后勤专家，他在军事指挥领域亦可圈可点，如匈奴单于在平阳作乱，钟繇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最终迫使匈奴单于降伏，还有在平定卫固的军事行动方面，都显示出了他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说他是那个时期曹操集团可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当不为过。除此之外，还不能忽视钟繇家族的治学传统，他们钟家几代人都是以律学闻名于世，到钟繇这里他的律学造诣也不容小觑，是与王朗、丁仪、陈群、傅干、刘劭、曹义等律学界大佬处于同一层级了。在面对当时战争、瘟疫状况下人口锐减的局面，曹操曾向律学界抛出过“平议死刑可宫割者”的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钟繇旗帜鲜明地认为“古之肉刑，更历圣人，宜复施行，以代死刑”。但钟繇废死刑的观点，因为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搁置了下来；后来曹丕做皇帝时，又将废死刑的问题抛给了律学界，钟繇再次申明了他的观点，可因魏帝国与吴、蜀间的战事紧急，又被搁置；到了魏明帝太和年间，也是3世纪20年代末期，钟繇离世前两三年间，他还就废死刑这件事，给皇帝陛下上书，又有百多位律学专家参与讨论，因为多数和王朗的观点一致，钟繇成了少数派，此事再被搁置。直到钟繇的生命走到终结，皇帝陛下曹叡亲自服丧吊唁之时，钟繇全程参与的魏帝国废除死刑的事依然悬置着，没有个结果。其实，即使到了现下的文明社会，世界各国关于死刑的废与立依然是法律界一个热门讨论话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概钟繇的观点还是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趋势了，当下的西欧诸国多废除了死刑，算是实现了钟繇当年的理想。
毋庸置疑钟繇一生的事功在政治、军事、法律诸领域。然而他在书法方面的伟大成就却被史学典籍如《三国志》等不著一字，连善书二字都吝啬着没写。难道陈寿在撰《三国志》时，没听过钟繇的书名？恐怕不可能吧。细究个中缘由，想来还是书法这事儿不入史学大家陈寿的法眼。是不是陈寿认为钟繇作为魏帝国的肱股之臣，政治家、军事家、律学家之后再缀一书家的大号有些莫名其妙的清奇之感呢？
没人否认钟繇一生事功皆为乱世中的壮夫之举。
至于毛笔字写得好与不好，在钟繇看来根本就不是题中之义。换而言之，若连毛笔字都写不好，钟繇他自己好意思出来混吗？
所以当我们遍阅书史，还真没发现挂在钟繇名下的十一幅刻本经典书作，是他满怀着书法进入当代治书史者所谓的“书法艺术自觉时期”可能表达出的什么对意境、神韵、风骨的追求。就像挂在钟繇名下的《白骑帖》，那是给主公曹操的一封认错信。写信认错，几同于检讨书和意境、神韵、风骨毫无关系？而《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力命表》是奏表类公文书写，剩下那几幅也都是信札类的玩意儿。这些东西大致和书法伟大的艺术创作不沾边儿。
当然钟繇不搞书法创作，并不意味着别人不创作，他的主公曹操不就跑到汉中创作了“衮雪”两字嘛。
只是钟繇艺术气质太差，满脑袋装着军国大事，穷一生之力奔跑在成一壮夫的大道上，不懂得追摹一下太祖旷世的逸情文姿，也在戎马倥偬之际、政事余暇之时，兴之所至地挥毫一二……尽管如此，那些挂在钟繇名下的公文、信札的书写，还是不影响他在书史中的尊崇地位。从钟繇的公文、信札书写，放大一点视域看，他那个时代所留下的书法经典作品，又有哪一件“作品”是书家在“艺术觉醒之中自觉”的意境、神韵、风骨的追求呢？
所以以钟繇为例论说开来，单单成一书家在书史上作流星般划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书法艺术能成为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精神家园的根基，就在于他是建立在支撑知识精英阶层三立（立功、立言、立德）人生追求的基础之上了。三立的追求与实现是成一书家的基础，无功、无言、无德跑去做书家，任你怎么刻苦练习，只能是一条通往暗淡前途、走向黑夜的路。
略显遗憾的是，如此的常识性问题，被我们长久地忽略了，当我们在日复一日临习钟繇的法帖时，还是该想到我们的功、言、德可否有立，若没有，千万别浪费时间，洗洗睡，躺床上刷刷抖音，不失为一种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