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蓓
中国为什么称为“中国”？古希腊文明与秦汉帝国有关联吗？中亚的粟特人为什么会影响大唐帝国的走向？一条鞭法的成败与地理大发现有怎样的必然联系？历史学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历史观取得进步，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过去。
带着这样的理念，“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得主张笑宇撰写了一部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世界之中》。它从远古到清末，以十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国。当中国历史中的往复与博弈被置于世界之中时，一切又有了新的解读。《世界之中》唤起的是文明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觉醒。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被人们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的当下，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对此，张笑宇给出的答案是中国需要走向世界主义，这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一大前提。更重要的是，世界主义的中国并不是现当代的产物，而是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过往就与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互动。
《世界之中》所要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理念、一幅画面。无论是尧舜时代的陶寺与石峁、秦帝国与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北朝隋唐与边疆政权高句丽，还是历史上的粟特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中原文明都曾与周边乃至世界产生过影响至深的互动，孕育出了众多伟大、辉煌、灿烂、精致的事物，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不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慢慢衍生的实体，它是跟周边环境或者周边人群，或者周边世界互相塑造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然而，过去的记录、史书往往忽略了这些，它们更容易将中国置于一种封闭的、自足的、和世界没有过多牵扯的叙事之中。张笑宇指出，这是封建士大夫的局限性造成的，而历史上的人民不是这样做的：他们非常需要世界，他们也非常理解世界，而《世界之中》要做的，就是从这些更为丰富、新颖的视角去认识、解读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地缘关系是一个国家必须直面的问题。距今5000年前，陶寺文明因成功利用天象测量大地方位而成为东方科技最发达的文明，他们缔造了“中”这个概念，中国也由此称为“中国”。这是关于“中国”诞生之初的第一个“超级事实”。然而，陶寺最终被北方的马上民族石峁征服，于是产生了关于“中国”诞生之初的第二个“超级事实”，那就是生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空间区位，我们必须承受扑面而来的“世界”。
张笑宇进一步阐述了从秦汉到隋唐周边因素对中原文明的影响。秦朝虽然短暂，但它的影响深远，除了人们熟知的大一统、郡县制，他提出了皇权神格化的问题，而这恰恰缘于秦与中亚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的接触，从而间接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响。中古之前，以广袤西北为代表的边疆地区为中原文明与周边民族及世界互动的关键地带；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面向东南的海洋，中国人无疑遇到了更大的机遇与挑战。
如何看待一个古代国家的国力，张笑宇给出的标准是非农业税收所占比例的大小。如今两宋之所以被很多人认为具有别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非农业的间接税占主要财政收入的朝代。历经王安石变法，章惇、蔡京财政改革以及两宋商贸、远洋外贸自身的发展，宋代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财政国家特色。
蒙元的南下改变了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它掠夺了中原地区自唐以来积累的贵金属财富，使明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一个贫困的社会，从而回归到强化赋役制度的老路上。所幸的是，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商业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白银，大明成了白银地窖，一条鞭法得以顺利实施，经济的繁荣甚至造就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随着全球化的第一次周期性退潮，白银短缺，明末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丰收之年也会民不聊生的时代，明朝最终不得不吞下崩溃的苦果。对此，张笑宇不无遗憾地说，大明的精英既不知道当初他们为什么成功，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败落。
有关中国人对海洋的成功探索，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的南方华人和南洋华人居功至伟。郑成功创办了当时世界上最赚钱的家族企业，那是明末清初东亚三角贸易，即中国、日本、东南亚的主要承载体。到了清代，南洋华人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等地成立了一种由宗族、公祠演变而来的公司式国家。南洋华人史上最著名的罗芳伯创建的兰芳公司，在被荷兰人征服之后，有一个人搬到了马六甲。他的一位女性后裔嫁给了一个人叫李进坤，而他们的孩子便是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可见，南洋华人开创的事业，直到今天还与整个东南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面对当今纷繁多变的世界，我们不得不急迫地展开一种构想，那既是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世界之中》，张笑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