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一
自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至1997年的23年间，我有幸亲自主持和参与了一、二、三号秦俑坑、铜车马坑及秦始皇陵园的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
秦俑坑位于秦始皇帝陵东侧1.5公里处，这里原是一片荒滩、树林，墓壕累累、砂石堆积。在这片荒凉的地下，谁也没有想到竟埋藏着秦始皇的一个庞大地下军团——兵马俑。1974年3月24日，西杨村的村民杨志发、杨天义、杨鹏辉、杨步智等人在此挖井，至29日发现了陶俑的残片。当时不知道为何物，有的认为是砖瓦窑，有的认为是神庙里的瓦爷，有些老太太还前来焚香叩拜。当时晏寨公社有个管水利的干事房树民适巧路过此处，对村民说：“大家不要动，这可能是文物。”于是就向临潼县（今为临潼区）政府汇报，县上派文化馆主管文物工作的赵康民同志到现场勘察，并收集了出土的陶俑残片，接着进行陶俑的修复和局部清理工作。这时，中国新闻社记者蔺安稳同志回临潼县文化馆探亲，得知情况后于6月25日写了篇《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情况反映材料，交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刊于内参上。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看到了发现秦俑的反映材料并批示：“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7月6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的处长陈滋德等，带着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来到西安，会同陕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察看了秦俑出土现场，并正式委派陕西省组织考古队发掘。考古队由我和屈鸿钧、崔汉林、赵康民等人组成，我任队长。考古队之上成立一个由省、县、乡（当时称公社）、村（当时称生产队）等有关领导组成的发掘领导小组。
1974年7月15日，我们考古队一行乘坐解放牌卡车，带着行军床等行李和工具进驻考古工地。当晚，就在西杨生产队仓库院内的一棵大树下支起行军床，在树下挂起蚊帐住下。第二天，我们察看了考古现场，并与生产大队联系安排了发掘工人和我们的吃饭问题。决定在西杨和下河两村轮流吃派饭，一家一天；周而复始，每人每天交3角钱。7月17日，开始对秦俑坑的正式勘察和清理。首先，对暴露的遗迹、遗物进行记录、绘图和照相，然后对原来已挖掘的部分继续清理。在西杨村粮食仓的房内发现秦俑坑出土的铺地条砖50余块；在西杨村南的一南北向大路旁的乱石堆中，我捡回陶俑残片两担笼。在一农民家厕所的墙头上，找回陶俑的一个胳臂。下河村小学的一个小学生交来陶俑的一只手，有的交来铜镞等。在俑坑东端约80米处的一土壕内，我亦捡回一些陶俑及砖瓦残片。
在我们进驻考古工地前，领导曾交代，大约一个星期清理工作即可结束，结束后写个简报以便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至7月底，坑内30余件陶俑的残片及一些棚木的炭迹已揭露出来，但是不见坑边。这时，我们很纳闷也很着急，怎么找不到边呢?根据一般的规律，俑坑的规模都很小，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是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兵马俑坑。
1974年8月1日，我们开始扩方——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为了扩大发掘面积或深入探索遗址的某个特定区域，而在原有发掘区域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展性发掘、试掘。扩方后的试掘面积，南北长24米，东西宽14米，计336平方米。这时我感到考古队人力不足，又先后从陕西省文管会要来程学华、王玉清、杜葆仁等同志。一方面清理，一方面进行钻探。至10月底，在试掘方内已清理出60余件陶俑、陶马。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开始出土的都是陶俑，我们几个考古队员工余在一起议论：这太单调了，能挖出陶马就好了。说来也怪，第二天果然清出了陶马。接着在俑坑的东南角又出土了一把青铜剑，剑是这天下午快下班时发现的，因当时工人很多，为确保文物安全，我们便提前收工。然后，由我和程学华二人继续清理，并绘图、照相，最后我们小心谨慎地把剑取出。这是俑坑发现的第一把剑，没有生锈，光洁如新，刃锋锐利。这一连串的发现，令我们兴奋不已，晚上喝酒庆祝。
钻探工作，由程学华、杨四娃、杨绪德、杨黑子等人于1974年8月20日开启，我亦参与其中。随着钻探工作的深入，我们发现俑坑的面积越来越大；至1975年6月，发现它是个长230米、宽62.27米，距现地深4.5—6.5米的大型兵马俑坑。这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正确的。大家在一起议论：“是不是由于我们钻探工作的疏忽，把本来不连的几个坑误探成一个坑了？不但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没听说过有这么大的陪葬坑。”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一天中午我和程学华、屈鸿钧在下河村和万春老人家里吃饭，边吃边聊天。我说：“你在附近地里见没见过层层土（即夯士）或其他古董（即文物）？”70岁的和万春老人说：“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在地里挖井发现井壁上有个怪物（陶俑），没管它继续往下挖，结果井里的水很旺。但是没过几天，井里的水就没有了。我父亲心想，水可能是被怪物喝了。于是就把怪物从井里吊上来，挂到路边的一棵大柳树上。过了几天井里还没有水。父亲很生气，就用木棒把怪物打碎了。”我们问他父亲是在什么地方挖井的，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老人把我和程学华二人带到村南的一棵沙果树下，旁边还有个小粪堆。老人说：“就在这里。”我们带了把探铲，探到3.5米深时发现了陶俑。此处在现今秦俑一号坑的西半部。这说明在1974年以前就有人看到过兵马俑，由于不知是何物，失之交臂，它未能见天日。
钻探工作到1975年6月底结束，基本上探清了一号坑的范围和形制，它是个占地面积为14260平方米的大型俑坑，根据已出土的陶俑、陶马的排列密度推算，一号坑内共有兵马俑约6000件。1976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一连串的重大考古发现，令我们时时处于兴奋的状态之中。这里我补述一下令我终生难忘的另一件事：1976年春节，我让考古队的同志都回家过年，我在工地留守。年初一，我挨家挨户给村民拜年。年初二（2月6日）一早，我即到秦始皇陵周围的田野里调查。转了一天，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走到陵的西北角，看到村民挖土形成的一断崖上有一点绿色。我用随身带的手铲慢慢清理了一下，便发现了一个错金银：用金银丝在器物的表面上镶嵌成花纹或文字的编钟，上刻有“乐府”二字。过去认为乐府之制始于汉，此钟证明秦代已有乐府。钟的内侧有四个调音带，已经过锉磨以调试音阶，后经音乐家吕骥测试属于宫声——五音中的宫音。此钟的发现使我异常高兴，当晚邀集了一些农民朋友喝酒庆祝。由于饮酒过度和白天冒了一天的风寒，第二天即发高烧，卧床不起。当地的乡村医生杨暖德为我挂了两个星期的吊针，农民朋友给我送饭送菜。他们跟我开玩笑说：“这是宝贝把你害了，得了场大病。”
从1978年开始，秦俑考古队就分成两个小分队。其中的一个队搞兵马俑坑的发掘，另一个队搞秦始皇帝陵的勘探。在陵园内不断有新的重要发现，先后发现了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和各种府藏坑，以及陪葬墓、修陵人员的墓等，总计400余座，还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出土文物5万余件。整个秦始皇帝陵像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
摘自《陕西考古人说》，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