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海民
“一清二黄三月调，桄桄跟着胡求闹。”这是常听人说起的一则戏谚。
一般解释，“清”即清戏，也指道情；“二黄”即汉调二黄，又称“二簧”“土二黄”或“陕（山）二黄”；月调，又写作“越调”，指的曲子戏或眉户。过去，陕西民间曾经把梆子击节的大戏称为“桄桄戏”，现在汉中地区依然保留这种称呼，只不过因其汉水流域的特色，一般称“汉调桄桄”或“南路秦腔”。
1956年，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会刊第35期上，刊有一篇署名陈兰亭的文章《略谈“汉调二黄”》，其中有一段话算是对上述戏谚的一个注解：“汉调二黄在陕西时有盛衰，由清代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为极盛时期，因为当时陕西流行的大戏，仅有梆子（包括同州各路梆子）、二黄、眉户、徽调数种。人多以眉户是曲子，非大型戏，不甚重视，徽调又不大懂，梆子又粗糙，一时多好听看汉调二黄。西安回民兄弟爱好尤甚。因之西安、泾阳、三原等县，都组织了‘二黄自乐班’。文人帮助艺人不时研究考证，互相钻研改革。”
陈兰亭，现在很多人不甚了解。七八十年前，他可是一位蜚声秦腔、二黄戏界的著名鼓师，众所公认、造诣极高的戏界名宿。陈氏为泾阳县城（泾干镇）首屈一指的富户，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一生倾心戏曲，尤嗜二黄，且为名票。曾两度组建戏班闹玩，一为秦腔班，一为二黄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西安梁家牌楼甘肃会馆组建秦腔班“西安剧社”，封至模评价“计划甚大，目的甚远”。作为一名鼓师，陈兰亭洞悉大量戏曲曲牌音乐，新中国成立后把自己保留的二黄、秦腔曲牌资料全部交公。他撰写汉调二黄和有关秦腔音乐方面的文章书籍，详细记载了二黄和秦腔戏曲在关中地区发生、发展的过程，史料价值极高。
因此，陈兰亭提到的西安乃至关中地区当年戏界盛况，当为难得史料。那时汉中、安康自不必说，省城西安和泾三高、淳化、耀县、富平、蒲城等县及商洛各县，还有邻近的甘肃、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都十分盛行陕西汉调二黄。民国时期，多数戏班兼演二黄、秦腔，同台演出，人称“风搅雪”。秦腔的武戏多是移植、学习二黄戏而来，从前榛苓社、三意社的武戏都采用秦腔伴奏（文场面），吸收了二黄的一些锣鼓经（武场面），而易俗社的武戏则一律采用京剧锣鼓，易俗社成立初期，曾邀二黄及京剧演员演出，后因观众不满而改回秦腔演出，但二黄的武打戏份依然保留。
1912年，在易俗社成立的同时，南院门五味什字忠义祠里也成立了一个二黄戏班——鸣盛学社，由当时的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副统帅张云山联名发起、创办，一时规模无两，吸引众多教习、演员、学员，阵容之雄厚为晚清以来所仅见。范紫东先生后来在《乐学通论》一书中回忆道：“清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余肄业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时，秦中二黄之名班，不一而足。每星期过南城，则药材等馆，弦歌之声，洋洋盈耳。秦中二黄，敛而循节，曲而尽致。曼声长吟，时亦有之。而无普通之艳曼滑腔，盖古调犹存也。民元之际，易俗社演秦腔，鸣盛社演二黄，人皆翘首足，希望其各阐宗风，乃不数年而鸣盛社竞消歇矣，从此一蹶不振。”易俗社刚成立时，招收学员还有一条规定，凡学乱弹必先唱二黄，且以二黄作为吐字归韵、尖团发声的示范标准。早期的学员多数兼擅二黄，如素有“武生一绝”之称的第9期学生王蔼民。 然而遗憾的是，鸣盛社经济来源完全依赖军政官方，不过几年时间，袁世凯掌权，陕西政局急剧变化，陆建章入陕，张凤翙下台，鸣盛社虽极力苦撑，到1917年，还是无奈地宣告解散，其社产宜春园剧场变卖给易俗社（即今之易俗社剧场）。
1961年9月9日，秦腔史学家、剧作家李静慈先生，在《陕西日报》发表《秦腔史话》一文，提到两点值得注意：（1）“秦腔是通称，从前人把它也叫‘桄桄子’‘乱弹’，它原来是陕西各路梆子腔剧种的总称，但从近几十年来的习惯来说，是专指‘西安秦腔’的。”（2）“在清末时就有人把桄桄子或乱弹叫‘西安乱弹’。民国初年，西安易俗社到汉口演出时，才定名为‘秦腔’”。
1962年，陈兰亭以古稀之年受聘渭南文光剧团，担任教师与音乐辅导，不久后因染病匆匆回乡，谢世时74岁。无独有偶，小他1岁的另一位著名秦腔、二黄艺人西安曲江池的周坛先生，竟早他1年,于1963年11月22日病逝，享年72岁。他们二人均在1956年的陕西省首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得荣誉奖。
周坛，西安曲江池畔的羊头镇村人，出身于有清一代延续数百年的乐工世家。其父、伯父均为汉调二黄琴师。自小便研习昆曲、二黄、秦腔曲牌，1913年加入鸣盛学社，担任鼓师，功力深厚，技法精湛，演奏简捷明快，表现准确悦耳，受张凤翙赏识而名声大噪，晚年幸有后辈韩城人李力整理记录，才有一本极其珍贵的戏曲音乐史料集大成之书《秦腔曲牌汇编》存世。捧起这本印数不多的书，令人心疼！据记录者李力记述：“旧社会民间艺术的命运和民间艺人的命运一样悲惨。民间音乐后继乏人，日趋凋零。不少秦腔曲牌也已散落失传。新中国成立后，不少有成就的艺人相继离世。像西安尚友社名老艺人周坛那样，还留在人间的，实在不多。”
李力整理记录周坛所记曲谱时，老先生已年近七旬，体弱多病。最初，两人约定，在工作之余，由周坛口述其心里记下来的“工尺谱”，李力用简谱记下。不料，周老先生患有心脏病，每念一曲，往往口干舌燥，力不能支，有时还会心跳气喘，于是记录工作不得不停下来。如是花费两年时间，记录整理下来的曲牌并没有多少。李力一时着急上火，几乎为此夜夜失眠。无奈之下，只好节衣缩食，咬牙变卖家当，凑钱买来一部录音机。又用两年时间，总算让老爷子把他心里的“蝴蝶”全部倒出，记录下有300余首秦腔、昆曲、汉调二黄曲牌，其工作之意义，犹如《诗经》之于中国诗歌一样，凡我接触过的好多研究秦腔的专家，皆充满敬意，把这本《秦腔曲牌汇编》称作“300曲牌”。
此书一出，打破秦腔以前仅有曲牌不过六七十首的局面。李力在尚友社老琴师朱自忍（灞桥油房街人）及周坛侄子周建邦等戏曲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协助下，示范演奏、录音记录，再完成整理、校订、汇编，共计抄录27大册书稿，此时已是1962年10月。紧接着，又遭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汇编》书稿被列入“封资修的黑货”而付之一炬。李力每回想起，不仅心惊肉跳，“幸而第八稿与第九稿是我冒着极大的风险，装进衣箱带回韩城老家，才得以保存下来。”（《秦腔曲牌汇编·前言》）1978年，李力翻箱倒柜，重新拿出劫后余生的书稿，再度整理，刻蜡版油印。直到1979年11月，西安市文联创联部才将油印稿铅字付印成册传世，从而告慰老一代的戏曲音乐大师。
备受年轻人追捧的青年京剧老生演员王珮瑜，常常说她自己是一个“斜杠青年”。我想，这两位秦腔、二黄著名鼓师，不也正是受人敬重和值得追捧的“斜杠老艺人”吗？“城南城北万株花，池面冰消水见沙”，陕西戏曲正是因为有像两位老艺人那样的胸中锦绣，才开出长安梨园的万紫千红。
（作者系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纪录片编导、西北大学民俗戏剧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