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釉点彩驮骡 西安博物院藏 三彩腾空马 西安博物院藏 蓝釉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文/图 卜 丁 “三彩腾空马”作为国宝级文物和西安博物院的明星文物，该院西门内骑马腾空的大型雕塑便是以它为原型雕刻，多年来已被西安市民和中外游客熟知。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跟这件国宝级文物一起出土于同一个墓葬中的另一件文物“蓝釉点彩驮骡”，不仅跟“三彩腾空马”一样拥有珍贵的三彩“蓝釉”，还运用了中国传统陶瓷中的“点彩”技术。此外，因其主题“骡”，显得更加稀少珍贵。“蓝釉点彩驮骡”珍贵在何处？又蕴含了哪些时代历史文化元素呢？ “三彩贵蓝”之说 源于对外来材料的采纳和创新 西安博物院“蓝釉点彩驮骡”和“三彩腾空马”，不仅因其精湛的工艺和稀有的蓝釉而备受珍视，巧的是这两件国宝级文物出土于同一个墓葬。遗憾的是，墓主人身份至今未解。“三彩腾空马”作为西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文物马背上胡人蓝衣少年身上的蓝色釉，令观众印象深刻。而“蓝釉点彩驮骡”全身的蓝釉和点彩技术，以及罕见的骡身形态，成功吸引了较多参观者的目光。 西安博物院副研究员杨宏毅介绍，“蓝釉点彩驮骡”和“三彩腾空马”出自同一个墓葬——都是1966年出土于西安市莲湖区西安制药厂的同一座唐墓中。“蓝釉点彩驮骡”位于西安博物院第二展厅，馆方特意给了一个独立C位展柜。骡通高26.5cm、长33cm，它短耳直竖，作低头负重前行状，置于一长方形踏板上。骡体施蓝釉，间有褐色斑纹，行囊施黄、白、蓝三色釉。背上有鞍鞯，鞍上驮一沉重行囊，神态和肌肉健壮的腿部均雕刻得细致传神。尤其是它通身的深沉蓝釉如同深邃的夜空，闪烁着神秘的光芒，令人过目难忘。 杨宏毅介绍，这种蓝釉的制作，需要一种名为钴的金属。而在中国，钴的发现和使用要追溯到公元8世纪。那时，波斯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这种珍贵的金属带到了中原，使得三彩中的蓝色釉，有了“三彩贵蓝”之说。值得一说的是，蓝釉在唐三彩中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蓝釉制作的难度之高是非同一般的，因为蓝色釉必须含有罕见的、必须从西域进口而来的氧化钴和氧化锑两种成分，同时蓝色釉在陶器上极难着色。因此，文物界有“三彩挂蓝，价值连城”之说。再者，在唐三彩文物中，马或者骆驼类的题材十分常见，但是驴、骡之类的题材却罕见。故而，这件集合了多重价值的蓝釉彩骡价值不可估量，其珍贵程度难以衡量。 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振西认为，正因为“三彩贵蓝”，所以保存在陕西的多件三彩器，也是在其他颜色铺底后，再用氧化钴即蓝色来进行局部“点彩”。“三彩腾空马”马背上胡人少年的蓝衣，以及“蓝釉点彩驮骡”的整个骡身，则是在胎体上直接用氧化钴（蓝）大面积施蓝釉铺底后，再用其他如氧化铁（红）、氧化铜（绿）来“点彩”，使得这两件文物的蓝釉使用更为“豪横”，从而更凸显了它们的珍贵价值。 为探究对钴蓝釉陶瓷的研究，希伯来大学教授麦瑞姆女士特意来到陕西跟禚振西进行交流。对话中，麦瑞姆教授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唐代中国不使用本土的蓝色颜料，而是选择了来自中亚或西亚进口的钴蓝料来制作唐三彩？”禚振西解释说，这个问题触及了唐代陶瓷艺术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深层次联系，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的时期。唐三彩的钴蓝釉料，从波斯进口，属于高铁低锰型的“苏麻离青”，这种原料有独特的色泽和装饰效果，深受唐代人的喜爱。“苏麻离青”和源自苏门答腊国、南渤利国的高锰低铁型钴料，以及中国蓝、青金石、石青、花绀青有明显区别。当唐代的工匠们在制作唐三彩时，胎体需高温烧制，釉面需二次低温烧制，“苏麻离青”钴蓝料的使用，正是这种技术与外来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产物。而这种对外来材料的采纳和创新，正是唐代文化包容性和创新精神的体现。 蓝骡“出彩” 唐代生活风貌的生动见证 除选用蓝釉“加身”使这两件文物“显贵”外，相比赫赫有名的“三彩腾空马”，“蓝釉点彩驮骡”显得低调许多。专家介绍，唐三彩题材中，马、骆驼等题材较为常见，而驴、骡类非常少见，并且周身施蓝釉的骡子，更是罕见的实物精品。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品种，继承了双方的优点，其形态与马驴十分相近，并继承了马驴吃苦耐劳、体型高大、耐受寒冷高热等的优良品质，故民间经常让马和驴杂交，从而生产骡子来作为驮载重物之用。因此，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将骡子称为“奇畜”。 除了这件珍贵的“蓝釉点彩骡”，西安博物院还保存着2002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31号墓的“唐三彩骡”。当时共出土3件（组）形制、尺寸基本相同，通高10.2厘米、身长16.6厘米，皆头向前伸，两耳竖直，长颈，臀部浑圆，四肢粗壮，站立在“回”字形长方踏板上。其中两匹骡子俑低垂着头颅，目光投向地面，似乎在沉思着古道上的风尘；而另一尊则昂首挺胸，张开嘴巴，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仿佛随时准备踏上新的征程。它们的身上都施以紫褐色的釉彩，点缀着稀疏的黑色斑点。遗憾的是，其中一匹的釉面已严重剥落。这些骡子俑，不仅是唐代陶瓷艺术的瑰宝，也是那个时代生活风貌的生动见证。 在西安出土的蓝釉三彩中，除少见的骡类三彩俑外，还有驴类三彩俑的身影。目前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出土于西安的“蓝釉三彩驴”，正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这件三彩陶驴全身施蓝釉，鞍鞯勒饰俱全，形态生动，虽未提腿扬蹄，但昂首的姿态及抖擞的精神，似乎正引颈长嘶，备鞍待发。 在唐朝，虽然马儿跑得快，但承重能力差点，而且贵，驴子骡子又便宜又实用脾气还好，所以上至国家行军打仗、下至平民百姓日常劳作，还得靠驴、骡运输驮物，司马迁写《史记·匈奴列传》时，驴被认为是匈奴之“奇畜”，到东汉时已成了普通家畜。 身份成为难解之谜 墓主人可能是唐代显赫人物 西安博物院“蓝釉点彩驮骡”和“三彩腾空马”不仅因其精湛的工艺和稀有的蓝釉而备受珍视，巧的是这两件国宝级文物出土于同一个墓葬。遗憾的是，墓主人的身份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禚振西曾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假设：“能拥有两件全身蓝釉三彩的人，身份一定不简单”。这个假设像一颗种子，在杨宏毅的心中生根发芽，他一直努力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想要找出这两件蓝釉三彩的主人。为此，杨宏毅查阅档案资料、调阅馆藏文物数据库、跨单位打探当年承担发掘的单位领队、向多位已退休多年的考古工作者打听当年的发掘细节。查阅大量该墓四周的唐墓资料，去查找同时期、同地区的唐墓都有哪些？出土过三彩器特别是蓝釉三彩器的有哪些？有明确的墓志、符印等能证明身份的有哪些？同时，杨宏毅还关注了与1966年西安制药厂唐墓地理位置相近的西安西郊热电厂唐墓M63、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杨家围墙唐墓M1，甚至更北侧的三民村唐墓群、枣园唐墓群，以及西安东郊的周神功元年（697年）康文通墓M2。他想通过对比同一时期、同一地区或相似社会背景下的这些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来推测西安制药厂唐墓可能的情况。 由于西安西郊发掘的唐墓多数以抢救性发掘和基建工程发掘为主，主动发掘较少，西安西郊发现的多数是中小型平民唐墓群。如西郊枣园地区清理的27座唐墓和三民村地区清理的7座唐代小型墓葬的墓主，可能都是唐代的中下层社会成员。杨家围墙当时共发掘了10座唐墓，其中M1墓葬保存较好，出土了陶俑、釉陶和瓷器等文物，杨家围墙唐墓和西安制药厂唐墓都显示出了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杨家围墙唐墓M1中的“三彩提梁扁壶”具有草原民族特色，而制药厂唐墓中的蓝釉可能源自外来的钴料。 杨宏毅推测，杨家围墙M1墓主可能为庶民或低品级官员，而西安制药厂唐墓出土的“蓝釉点彩驮骡”“三彩腾空马”墓主可能较为富裕，能够负担得起昂贵的蓝釉陶瓷。东郊康文通墓是大型前后室砖墓，墓志显示了康文通出身豪门望族，而并非高级官吏。虽然墓葬采用了双室砖墓，但随葬的描金彩绘三彩天王俑、镇墓兽和文武官俑等高等级墓葬的丧葬元素，这些陪葬品显然不符合其身份，被认为是“僭越”。也有专家认为，康文通家族作为地方豪族，可能因“首膺义旗”“地方势力”“武周时期”多重因素的角力中，故呈现出特殊的墓葬面貌。 杨宏毅认为，西安西郊制药厂墓主的身份，是否与康文通家族类似，属于当时的权贵家族或与李唐王朝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势力。墓主也可能在政治上有显著地位或贡献，或其家族在地方上有较大的影响力。所以，墓主才有可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这解释了墓葬中出土的高等级三彩器，尤其是蓝釉点彩驮骡等珍贵随葬品的存在。 尽管我们目前无法确切知道“蓝釉点彩驮骡”和“三彩腾空马”的主人，但通过对这些相邻墓葬的研究可以尝试推测，“蓝釉点彩驮骡”“三彩腾空马”的主人可能是唐代社会中的显赫人物。蓝釉三彩不仅是唐代陶瓷艺术的杰作，也是那个时代文化交流和贸易繁荣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