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览秦
闫晓君
近代山西革命志士景梅九喜欢听戏，曾作《戏曲说略》一文，谈戏曲的教化作用：“尝与友人论吾国乡里野人，身不履学宫，目不识文字，而素行孝义节烈，可以撼天地而泣神鬼者，乃恒过于读书知礼之士大夫。夷考其故，则或由真性之流露，或蒙社会之熏染，而最普遍之原因，则为受戏曲之教训。谚所谓‘高台劝化人’者，实有至理存焉。则舞榭不啻国民之学校，优伶不啻社会之导师也。呜呼！中原之衣冠文物历史风俗，世道人心，为戏曲所维系者，极为远大，固不仅乡里野人受其赐也。”
景梅九所言极是，传统戏曲的教化作用非比寻常。千百年来，不但寻常百姓对戏曲杂剧喜闻乐见，即王公贵族也以此为解闷遣怀、休闲娱乐的方式，这是戏曲艺术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看戏赏曲者虽然形形色色，但作曲编剧者却都是知识阶层，他们正是看重戏曲艺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想通过演绎历史、讲述故事，“以往事动人兴感”，宣扬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秦腔是传统戏曲艺术的重要流派，是历史悠久的秦文化与戏曲艺术结合的产物。《列子·汤问》记载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可见秦地音乐声腔自古高亢悲凉。秦腔艺术继承了这一特点，“无问生旦净末，开口即黄钟、大吕之中声”。当然，秦腔艺术也有“余音绕梁”，并非“大声疾呼满堂满室之谓也”，也有“直起直落而复婉转环生”的舒缓回旋之妙。
历史上，秦腔艺术曾风靡一时，不仅为北方文雅之士所偏好，南方文人喜好秦腔者也颇多。如乾隆时期著名学者孙星衍、洪亮吉，生长于南方温暖柔媚之地，但皆雅好秦腔。孙星衍、洪亮吉在陕西巡抚毕沅幕中，通过欣赏秦腔艺术，发现并指出秦腔盛衰与国运之关系，“推论国运与乐曲盛衰相系之故，谓昆曲盛于明末，清恻婉转，闻之辄为泪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正指此言。及乾隆中叶，为国朝气运鼎盛之时，人心乐恺，形诸乐律，秦腔应运而起，雍容圆厚，所谓治世之音者是也。”
秦腔通过戏曲艺术对故事情节的程式化演绎，在剧情的跌宕起伏中蕴涵着对善恶是非、忠贞奸贪的价值判断和揄扬挞伐。如果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因为《春秋》构筑了中国文化的是非罪恶的核心价值标准，即“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戏曲艺术则是在舞台上不断地用生旦净末丑的角色来宣扬着中国文化里忠义节烈、慈孝仁爱的正能量，鞭挞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乃至图财害命、奸邪贪淫等伤天害理的负能量，宣扬的无不是《春秋》的微言大义。
纵览传统秦腔剧目，“如《芦花计》以教人之为继母者，《打柴训弟》以教人之为兄者，《杀庙》以教人之为仆者，《对影悲》以教人之为嫡妻者，《双冠诰》以教人之为妾者，《算粮登殿》以教人之为妇翁者，《三疑计》以教人之为师者；他如《八义图》则重在友，《六月雪》(即《斩窦娥》)则重在姑，《狮子楼》则重在邻，(较《水浒传》增出邻人吊丧伴宿一层，事近不情，然颇足长人敦里睦邻之念。)《小磨房》(即《十八扯》，本梆子戏)则重在小姑叔，凡伦常交际之地，有可戒可风者，皆编入戏文，以资观感。”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这句谣谚是秦人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可见，秦腔是秦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传清同治时，左宗棠用兵西陲，收抚镇靖诸堡。董福祥最后归降，左宗棠大怒，且患其跋扈难制，因命斩之。董福祥被绑出军营，解衣辫发，忽高唱《斩青龙》即《锁乌龙》一剧，盖隐以单雄信自况。所唱秦腔，声情激越，至“雄信本是奇男子”一句，冲冠怒目，尤有凛凛不可犯之概。左宗棠听见后，立命解缚，并赐酒食，并说“吾与单将军压惊也”。观此段文字，董福祥似乎已经入戏，左宗棠也入戏甚深。此事或虚或实，但秦腔文化对陕西地方文化乃至对西北地区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可谓沦肌浃髓，当毫不夸张。
西安易俗社，民国初年由陕西热心戏曲改良的知名人士在西安创建。该社以“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创作和演出了许多优秀剧目，对戏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百余年来，易俗社里弦索悠扬，古调重弹，红氍毹上不仅宣扬着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也上演着各色人等的爱恨情仇、侠肝义胆。陈思思从小生长于戏曲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对秦腔艺术及剧本的教化传播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就职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从事法律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陈思思与秦腔戏剧艺术中法文化研究的不解之缘。近几年，陈思思师从汪世荣教授，独辟蹊径，撰写了“秦腔传统公案叙事中的平反冤案法文化”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本书《秦腔法文化研究导论》当为其姊妹篇，约分六章，对秦腔法文化从宏观层面进行了概要性研究和基础理论探讨，当然是她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秦腔法文化研究导论》，陈思思/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