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铡美案》中，公主所戴的凤冠是女子盔帽的一种。 秦腔《铡美案》中，包拯的盔帽成为花脸的代表性造型。 韩小利展示自己收藏的老盔帽 秦腔《杨门女将》中穆桂英的头冠是武旦的标志 头顶珠翠盈盈环绕，在黑发间闪烁粼粼银光；珍珠微晃，颤巍巍一步三摇……随意一顶凤冠，足以让人惊艳。 每每看过秦腔戏台幕前生旦净丑的手、眼、身、法、步，待转到忙乱的后台，藏在衣箱里的各色行头的眼花缭乱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戏台之上。而在一众蟒袍、官衣、坎肩、斗篷、云肩、箭衣、大靠、大铠、鸾带、丝绦、厚底靴、云履、福字履之间，盔帽（头戴冠冕统称）的传统制作工艺流程最为繁琐复杂，蕴含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因而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凤冠明珠”掩藏于都城隍庙老街巷 许多外国游客会从一众皮影、剪纸、马勺堆里发现精美绝伦的秦腔服饰和盔帽，秒变“洋戏迷”，急不可待就要披挂起来体验正宗中国文化。即便是金发碧眼未曾装扮，但头顶有盔帽身上有戏袍，只要摆出端庄仪态，顿时便有了“秦腔范儿”。往往这时，妙不可言的中国“风景”总会成为最轰动最吸睛的一幕。第一次头顶这种造型复杂、富丽堂皇的帽子，外国游客在争相拍照的同时会连连夸赞：“连头顶的道具都如此华美，中国歌剧真是世界巅峰！” 20多年前，电影《大话西游》热映，赵季平为影片创作的插曲常常在影片的紧要关头或转场时炸裂般地冒出来，倾耳一听，唢呐、板胡奏出的激越音符皆源自秦腔片段。赵季平说：“当年我听了导演阐述感觉坠入云里雾里，不知如何是好，索性就用秦腔元素对应香港电影。”文化诉求相互之间的差异化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是惊人的，片中紫霞仙子着凤冠霞帔的形象令一代中国观众至今记忆犹新。她顶上的凤冠和至尊宝的相公帽都来源于秦腔，更出自西安戏剧盔帽制作技艺传承人韩小利之手。 沿西大街都城隍庙深处的窄巷里转三道弯，转进一排上世纪八十年代常见的筒子楼，一间15平方米的简陋工作室是韩小利平日里做工的地方。描花、过稿、雕版、烫壳、弹丝、绷纱、淋粉、贴金、剪翠、串珠子、挂绦子……30多道繁杂的工序就在屋内一张老旧的不足1平方米的小矮桌上完成。工作室里光线暗淡、空间狭窄，天气晴朗时韩小利会将小矮桌搬到室外的过道里做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里诞生的秦腔盔帽不计其数，也不知多少顶象征秦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盔帽出现在易俗社、三意社、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甚至甘肃、宁夏、新疆的戏台上。它们除了生动地与角色融为一体，在戏台上光鲜示人，彰显着秦腔的雍容之美、俏丽之美、威武之美、庄重之美外，还有一些走进了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与硅像秦腔人物一同婀娜争艳，成为静默于博物馆里、精美绝伦的“顶上风情”。 老手艺慢火候赓续工匠精神 韩小利16岁起跟随父亲学做秦腔盔帽，一直信奉老辈人“慢工出细活”的老话，一做就是一辈子。 西安盔帽制作技艺第一代传人白老先生手艺精湛，清末年间在都城隍庙街道上创办了“福兴白剧装社”，秦腔所用乐器、服饰、道具、化妆油彩等应有尽有，如外地剧团到西安置办戏箱，在这里“一站式”便能办理齐全。因为当年南方一代的师傅们裁剪戏服的技艺更高超，所以剧装社的服装大多从南方进货。白老先生出身于掌握盔帽制作技艺的世家，因技艺出众而开门收徒，韩小利的父亲韩炳杰14岁起便在剧装社做学徒，学成后在都城隍庙后街上开办了一家“建兴剧装社”，1950年公私合营并入琉璃刺绣厂（剧组社），后调入国营西安剧装厂。16岁起，韩小利也子承父业学习盔帽制作手艺。后来，父子两代人“关中帽子韩”的名号远近闻名。改革开放后，韩小利租下15平方米的筒子楼办起了工作室，时光长河一转就是40年，这门手艺也渐渐传给了侄子，秦腔盔帽制作也有了下一代继任者。 老辈手艺人的匠心内化在对后辈手把手的教导传承上，外化在赏心悦目的精美细节上。韩小利常“检讨”做活不如老父亲那一代手艺人，“自愧”越做越粗放。他拿出一顶父亲在很多年前制作的从未佩戴过的盔帽向记者展示。记者发现这顶盔帽八角结构坚固如昔，掂在手里感觉它的重量比现代帽子重了1倍。韩小利说：“现在和过去用料不同了，当年的演员们更能吃苦，所以我父亲只管用料更结实，一顶帽子甚至能供两辈演员使用。”再仔细分辨，这顶帽子上的暗纹花样线条比现代盔帽复杂，连接处的网眼细微到甚至仅有1毫米。韩小利感慨地说：“这顶帽子如今拿出来再用，起码还能用30年。” “顶上风情”如此精妙，也是秦腔剧种独特韵味的一个切面，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美术、雕塑、篆刻、造型、设计方面的审美哲学，其中包罗万象的纷繁设计与精巧构造，让人惊叹于过去秦腔手艺人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据了解，一顶盔帽要经历雕、刻、挖、嵌、堆、塑、染、绣、扎、贴、胶、漆等30多道工序，视工艺复杂程度，最快两三天、最慢七八天才能完成全部制作工序。 韩小利摊开一桌子的老式花样零件给记者演示复杂的制作环节，其中不少老纹样都是清代中期的样稿图案，一直反复刻印到现在也从未走样过。40多年来，他按着父亲传授的技巧画图，先将皮纸、麻纸打成的糨糊，连糊六层，制成纸板，然后在纸板上雕出想要的图样，俗称“刻活”，图样包括龙凤、蝙蝠、花鸟，还有缠枝纹、云纹、龙纹等。图样描画到位，就开始在六层厚的纸板上刻制成镂空形状，这不仅考验刀功，更考验绘画功力。如果技艺不炉火纯青，那么刻出的图样线条就不流畅没力度，龙凤缺气势、花鸟少灵气。 纹样零件做好了，还要加一层铁纱，俗称“加纱”。“加纱”不仅能将花样零件拼合起来，而且铁纱半透，网格细密，影影绰绰中透出一种刺绣效果。纸板零件连接完毕之后开始用烙铁进行烫壳，经过这一步，就彻底将平面的纸板塑造成三维立体的帽子。这项工序没有任何模具，靠的全是制作者多年的经验和技巧。帽壳烫好能够立得住，在边缘卡上包一层油纸的铁丝固定结实，紧接着将整块丝绸均匀地绷在壳上，然后进入最复杂的淋粉环节。韩小利通常将皮胶熬化，用笼布挤压过滤后加入晒干的熟土快速搅拌，装入淋粉包内通过梢子堆塑在帽子上，再用一双巧手塑造成立体花纹。有些王侯将相的帽子，还需贴上金、银箔令帽子看上去金碧辉煌。盔帽最高难度的传统工艺为点翠——选择翠鸟后颈羽毛中最美丽的钴蓝色，有层次有技巧地裁制成细密花纹，并置于盔帽纹样内，这对于手艺人的手法要求极为精准。如今，翠鸟受国家保护，这项传承数百年的工艺改用绸缎来代替。根据人物身份不同，有些凤冠需要大量点缀玻璃珍珠，有些凤冠需要点缀制作好的绒球、珠花。珍珠可以买现成的，而绒球却极费工夫，需要提前用真丝制作。 百人百帽百样态的“身份标识” 每位秦腔人物服饰穿戴都有严格的程序规范，头顶盔帽在不同戏份里也各有各的主人，就像能够一眼识别的“身份标识”系统。 剧情不同、身份不同，秦腔人物头顶上的盔帽形制也各有特点。唐代崔令钦《教坊记》里有关于当时梨园教坊中宝花冠、珠冠的文献记录。这些冠在秦腔剧种里便是硬质帽盔——铁丝编骨架、外壳裱丝绸，有些沥粉描金，有些插满绒球，其中包括夫子盔、七星额子、凤冠、都督盔等累计百余种。 以最简单的纱帽为例，一般突出戴帽者的文官身份，帽翅形状不同，身份也不同。比如《周仁回府》里周仁一角，帽子两侧有方形帽翅，这种纱帽经演员磨炼，能耍出秦腔剧种里最知名的绝活“帽翅功”。还有一种两侧有水平细条状帽翅的纱帽，为《铡美案》里包拯所戴。 最为复杂的头冠为凤冠，通常属于旦角里的皇后，比如《五典坡》中《大登殿》一折里王宝钏所戴头冠便很复杂，满头珠翠微颤、珍珠流苏摆荡，华贵雍容至极，文字难以形容其精妙。宫女们头戴的冠冕叫作“差女梁子”，缀有绒球、穗子。盔帽既体现了人物所处的阶级地位，又将传统工艺的精湛淋漓尽致地展现于戏台上，王宝钏这一形象从“头面”到“大凤冠”的变化，包含人物身份年龄的一系列变化，暗合着从《飘彩》《别窑》《探窑》再到《大登殿》之间18年曲折离奇的故事。 “七星额子”则为女将必备，头顶有两层大绒球，每层7个，呈半圆形，通常用来彰显类似《杨门女将》里穆桂英的飒爽英姿。“夫子盔”一般为男将所戴盔头，比如赵云就头戴白夫子盔。吕布也为主将，但这一角色头戴紫金冠，也叫“太子盔”。紫金冠顶可插两根2米长的翎子，在《吕布戏貂蝉》里就有一出极为惊艳的“翎子功”片段，耍起来如走笔游龙、金蛇飞舞，每一个瞬间都令人难忘。 山西广胜寺内元代戏剧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复原了一幅民间元曲演出的场景，演员们全副装扮，不仅头戴纱帽、盔头，还戴文生巾、僧帽等软帽，从侧面反映出元曲行当之丰富。 以盔帽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细微之处所彰显的工匠精神，是一代一代手艺人在完善技艺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中国制造”卓越品质的追求。慢工出细活的手艺人历经时光淬炼，早已在岁月年轮中成为“守艺人”。因此，不管是在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上，还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文化陕西”旅游推介会上，这些“中国制造”总会惊艳全场，成为外国友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本版稿件由记者 职茵 采写 图片除署名外由记者 尚洪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