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舟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即将个人境遇想象为公共议题，在历史中看见个人与社会交织互动的细节，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心智品质”。拥有这样的心智品质，可以让我们普通人的眼界、力量不再囿于自己生活其间的私人圈子，工作、家庭、邻里的那一亩三分地。
米尔斯的这一概念给予了我灵光一触的启发，如果女性首先从工作—育儿难以平衡的困扰中清醒过来，将私人领域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与挣扎，放在大环境下交织互动，便会认识到一个母亲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也是城市的问题，更是所在社会系统中庞大而普遍的问题，是社会对于一个女性习以为常的规训。意识到这一切时，女性仿佛在一间本已熟悉的房子里惊醒，周围所有的家具、摆设都没有改变，却开始透过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跳出既有的框架去思考何为母性？是否可以不再重蹈上一辈女性的覆辙，主动为自己的人生争取更多可能性？当女性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厨房和婴儿床边，就会发现个人的选择和努力镶嵌于时代的齿轮运转之中，成为母亲所遭遇的困境有时和个人的能力无关，而是更多和社会发展、生育政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历史的变迁，母职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40年代，接受过良好教育、参与社会性工作的女性为极少数，母职的主要内容是做家务、照顾孩子，多数时候靠男性实现家庭经济的供给，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20世纪50—70 年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撑起了“半边天”，可是落在母亲身上的抚育工作从未减少。20世纪80—90 年代经济开始转型后，越来越多的单位制企业取消了厂办托儿所、幼儿园，照顾婴幼儿的任务再次落在了工作的妈妈们身上，很多女性在成为母亲后，家务与一日三餐的烦琐消磨了她们对事业发展的追求与向往。而随着2000年之后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社会对于母亲们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仅需要她们在生活上做个优秀的照顾者，而且要在孩子的认知启蒙和教育上做个称职的“家庭教师”。这样的转变“对‘工作母亲’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得‘工作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冲突加剧。”
从女性的个体经验而言，在工作和育儿的双重使命之间不断切换，不仅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还时时体验着二者带来的拉扯，很多女性会在内心深处一遍又一遍地担忧自己做得尚不足够。尽管借助现代科技的发达与便捷，在家务劳动上，女性看起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但是由于当代母职更加强调教养的“教”，能否培养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孩子，成绩优秀，考入名校，获得一份好工作，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的流动、跃升，这让很多中产阶层的高知女性纷纷陷入焦虑之中。她们感到自己与孩子的成长荣辱与共，孩子的成功是一个家庭的成功，而孩子的失败则会让她们忍不住责备自己，“是我工作太忙了，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责任”。对于一些放下事业、全身心投入育儿的全职妈妈而言，她们迫切希望将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传递给孩子，在下一代身上结出丰硕的果实，而她们自己则会在漫长的育儿中渐渐失去姓名。
重新端详自己的人生，走出去，由此看见一片新天地，这恰好符合米尔斯对于想象力的定义：“所谓想象力，就是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视角的转变，或许可以帮助厘清诸多问题的症结——除了作为妻子、妈妈之外，她想要成为怎样的女性？不再将“妈妈”的身份永远排在人生序列的最前面，转而先去安顿好自己，让伴侣看见自己的需求，认识到家庭的幸福不应该建立在女性个人生活的缺失上，微小的改变会随着观念的扭转而逐一慢慢发生。
当女性放下自责和内疚，从总是感到难以平衡的生活中清醒过来，借用米尔斯的灵光，打开自己想象力的大门，在现代社会的节奏中，尝试着更新传统母职的内容，向外连接一切可以连接的力量，提高另一半的育儿和家务参与程度，调整彼此的工作节奏，让工作—家庭的平衡成为男女双方一起面对、思考和改变的现实难题。当女性主动嵌入行动宽裕的环境，不再做那个永远站在问题靶心的人；当女性不再因为母亲这一角色而处处受限，或是无意识地主动为自己设限，疲于应对，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当女性面临共通的精神困境，将所遭遇的问题本质撕开，在负累与挣扎里找到出路的开端，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过去人们告诉一个女性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一定要完成的任务、必须成为的模样，在今天是可以被重新审视、重新讨论、重新构建的。
怎样的妈妈？是成为以一当十的完美妈妈，还是承认世上不是只有妈妈好？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当然是弥足珍贵且充满省思的，然而如果仅仅止步于此，还不足以解决诸多女性的现实困境。毕竟，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抚育孩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母亲的无私和奉献是独木难支的，仅仅依靠女性在其中维持平衡，是脆弱且难以为继的，还需要家庭、社会、市场、国家的共同作用。
《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泓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