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创造，经过历史的传承，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标志。中华民族，以“龙族”为耀；中华文明，与龙文化密不可分。
想象造物，这是中国古人的一大发明。《说文解字》发明了龙这个抽象的动物。正因为抽象，所以它的身上就寄寓着诸多的神话传说。《说文解字》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在历史的长河中，龙的形象不断演变，从数千年前无信史可考的时代到殷商、西周，再到战国先秦，关于龙形象的器皿、纹饰层出不穷，有翼、无翼，有角、无角，更有良渚文化的兽身龙、查海遗址的蛇形龙，其形象也多有不同 。故而有学者认为，龙的起源、源头众多。西汉时期的龙体细长，似蛇形，身尾不分。到了东汉，龙体粗壮似虎，身尾分明，有角似牛。此后，龙体在虎与蛇之间反复衍化，时粗时细。唐宋时期，又注入了狮子或鹿形象的特点，圆而丰满，翼如飘带，可盘旋升空。
先民在塑造龙形象时，运用的是一种模糊的原始思维，常常将容合对象与容合结果相混同。于是，运用“像龙即龙”的“相似性原理”，诸多曲折的、绵长的、盘旋的、飞腾的种种物象以龙相称。而诸多动物和天象，最终容合成神性的龙。
在如此的认知层面上，龙是一种图腾形象，是古人对自然界的多种动物和天象，以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即“容合”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一种神物。先民们不具备独立的支配自然的能力，也不能解释自身来源，只能对自然界充满畏惧、幻想、憧憬，崇拜一种比人类更强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能够制服地震、洪水等一切自然灾害，这就是龙诞生的社会基础。
龙遨游太空，吞云吐雾，浩浩乎壮哉。既然能够腾云升天，便是天龙，注定了它的神性特征。飞龙在天，用以比喻帝王在位。《易·干》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注释曰：“谓有圣德之人得居王位。”
作为龙的集合对象，宇空的虹霓、云雾、雷电，空中的凤凰、朱雀，水中的蛇、鱼、鳄，地上的虎、鹿、马、蜥等，均具备着“飞翔”的意象，因而被赋之于龙的行为。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等来概括。其“好飞”与“通天”，是天龙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好飞”必然“通天”。因为“飞”的方向和域界，是辽阔无垠的天宇。古往今来，人们总是让龙出没于浩渺的天云中。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那件“龙凤导引升天帛画”，画面上的龙竖身卷尾，头脸朝天，肢爪划动，跃跃而上。它的旁边，是昂首展翅的凤。一位双手合十的裙服女子，就站在龙凤之下，在祈祷、接受着龙凤的导引，欲飞升上天，成为仙女。如是例证，还出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将“鱼藻纹”和“鸟纹”糅合在一起的黑陶双耳盆上，以及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结合在一起的“鸟鱼纹”……
中国人历来崇尚中、正，这在《周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飞龙在天”是重卦乾卦五爻的爻辞，处在大吉大贵的位置。龙飞在天，对应于人事，喻义事物处于鼎盛时期。如果用于开创帝王之大业，则有“九五之尊”之说。
于是，龙就有了沟通天地的能力和身份。帝王们之所以称自己为“真龙天子”，其根本点就在于龙的“通天”神性。炎帝、黄帝、尧、舜的诞生及相貌，似乎都与龙有关。从此，华夏民族就有了共同崇奉的图腾神，统一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此开启。
龙来啦，傲气翻三江，骨气震长虹，乘风再破浪，排山又倒海……这是神话的力量。神话是遥远的、荒诞的、隔膜的。可是，作为一种精神气象，龙则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龙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当龙和上帝平起平坐时，它就不具备一切动物的属性而跻身于神的行列。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龙图。于是，伏羲氏据此画成八卦、著成《周易》。龟字龙图，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
龙是以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底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对于百姓而言，“天龙”则是一种民族心理的对应、释放和外化。先民们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将自己的、对身外世界的畏惧、依赖、疑惑、想象、崇拜等情感，都贯穿、投注、体现到龙的模糊集合中。受制于自然环境，我们的祖先要经受自然灾害、氏族争斗、生老病死等诸多苦痛。于是，人们期冀、幻想挣开自然的束缚，过上一种天性舒展的生活，而天龙满足了人们这样的心理。
百姓对龙的崇拜以及精神寄托，在他们居住的建筑上得到了完美体现，雕龙画龙成为民宅的精美名片。参观一些旧址、老宅时，仰头在屋脊、房梁上搜索，就会看见龙。无需仰头，在照壁、门柱、梁柱、椅子、床头上也都会看见龙的形象。参观一些民俗博物馆，在各种家什器具以及装饰品上，看到的依然是种种形态的龙。
神话的功能满足着一个民族的心理崇拜，让龙这样一个虚幻的想象物成为具体生动的物，人们在它身上寄托着一个奇异的梦想。这样的梦想，有时会达到非理性的境界。
如叶公好龙。叶公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可爱之处在于他“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但是当天龙投其所好、来和他相会时，他却“弃而远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这是刘向笔下的叶公。在刘向的意识中，龙只是一个艺术的想象体，而非真实的物。他对龙的酷爱，仅仅是一种虚无的精神幻想，不可能成为客观的物体。否则，龙就失去了独具魅力的神秘感。
我曾习惯性地使用画龙点睛这个成语。以前我并不知道它的出处。无意中，翻阅词典才知道了张僧繇。他应众人的要求，为画好的龙点上眼睛，顿时雷电大作、暴雨倾盆，但闻“轰”的一声，龙破壁飞天而去。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典故的真实性。但谁又能否决它的精妙呢？
一个流传了千古的传说，一个神秘的化身，距离我们那么遥远，却又近在咫尺。
当一种虚构的想象物质化了之后，各种可变的和无限的意义就混含在一起，让龙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它所寄予的含义，远超过文学家以及平民百姓构想的深度。
中国文人顺应着国人的精神境界，其文字也灌输着龙的气象。我常常琢磨着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那部《文心雕龙》。就文字表面看，似乎与龙毫不相干，可他的这部文学理论专著偏偏以龙为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雕龙奭”的典故，说的是战国时齐国有一位名叫驺奭的人，他写文章时像雕镂龙纹一样长于修饰，文字精细如雕龙纹一般，后来用作比喻：善于修饰文辞或刻意雕琢文字。刘勰主张，文章应“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具体到写作实践上，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艺术。细细体味，如此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不正是龙之精神、龙之境界吗？至此，刘勰的书名用心“昭然若揭”。
龙文化在中国起源久远，延绵悠长，可谓源远流长；其积累之高崇，其沉淀之深厚，可谓高深莫测。风雨雷电、江河湖海都由龙管辖；崇山峻岭、大川深谷，都是龙的化身。春天的翅膀，是一束温暖的阳光，是一束温情的信风。惊蛰的春雷炸响，大地飘舞着雨的旋律，春的脚步滴润明媚的家园，鸟儿的呢喃挂在新芽点点的枝条上，在这样的背景下，龙乘风驾云来了。
天龙，为中华民族注入了腾飞的灵魂，为炎黄子孙塑造着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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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插图 王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