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岳
我初到周至哑柏中学那年，乡下年轻人的恋爱、结婚是十分简约的。恋爱几乎被省略了，婚前能有个“见面”或叫“遇面”的机会就不错了。结婚也大大简化，比如我结婚，连一张结婚照也没有，因为照相馆胶片常常短货。如今，儿子都结婚了，他们还引我老两口来逛“甜爱路”。
甜爱路。真会有这样的路吗？有。上海真有这么一条路。那年，在上海的儿子邀我们从西安到他那里团聚过春节。晚辈揣摸我大半生都在搞写作，故第一站就逛鲁迅公园，也确实逛得很开心。当一家人从鲁迅公园出来，我就发现左手路边有一个粉红色的异样邮筒。正好奇间，儿媳要为我们老两口照相，我俩便与从未见过的“红邮筒”并肩留了个念。接着，儿媳指着路牌子说：“爸妈，你们看，这儿叫‘甜爱路’，是年轻人游玩的浪漫路，连邮筒也不一样。”老伴立即说：“走错了！走错了！我们走错地方了！”我说：“没错，我们也年轻过，却没走过‘甜爱路’。今天就算补个课，走一走！”
一家人就慢悠悠地溜达着。儿媳常在上海文化宫当志愿者讲解员，讲起甜爱路的历史和故事，自然有她的一套。但是我听不进去，我有我的另一套“意识流”……“甜爱”二字，从我心里唤起的却是“苦爱”。
远在1961年，那个困难时期，农村里人没吃的猪没糠，合作社的货架上要啥没啥。就在这时，我要结婚了。婚事在老家农村是办不起的，因为家里没有几把粮，所以决定放在我教书的那个哑柏中学去办。办完终身大事的第二天，我俩就回了岐山老家。到家的当天下午，妻子去了一趟邻村的娘家，回来时吃力地抱了一床铺盖，流着泪进了房子。我明白了，感到很惭愧，自己竟缝不起一床婚被！第二天早上就去推磨，那时因粮食极度缺乏，牲畜无力拉石磨；为保护耕畜，改为人推，我们能磨的也就是母亲节约下的几把红高粱，这才有了一碗搅团来迎接刚过门的儿媳。
过了两年，困难得到了缓解，我把每月的42元工资（扣除伙食费）都给了母亲，由母亲统筹全家的支出。那时家里有四口人：祖母，母亲，妻子和上小学的妹妹。我家年年是生产队的“倒灌户”，即交钱从生产队买回全家的口粮，这就是一家人天大的开支！那时妻子没有工资，却从未向我张过嘴。有一次，我主动问她要不要用钱，妻说，她最需要的是一辆架子车，这几乎是每天劳动都要用的。但这东西太难买了，后来终于用近半年节省下的工资，才从哑柏二郎庙村一个木匠手里买了个二手车。我每次回岐山老家，先过一道渭河，再坐三站路的火车，两头加起来还要步行60里路。架子车是不能坐火车的，咋办？只有改变回家路线图。架子车会滚动，我就拉着它往回滚吧。先由哑柏滚到眉县，再过河上原，再下原、上坡到益店街，离家剩下15里路了。这是我自小就跑熟了的，两腿更来劲了，眨眼就到了北营里。忽然，架子车拉不动了。我停下一看，糟了！车轮死了，不转了！我忽然想起，这大概就是社员所说的“夹铛”了吧？这上哪去修？还好过来了一个农民，他指点我拉到北营村饲养室去修。饲养员还兼修架子车，终于修好了夹铛，天黑时分便拉到了家。我人虽然快散了骨架，架子车却给了妻子一个连结婚时也没有过的惊喜！
后来，因我工作调动，全家要进西安吃商品粮了，妻把那辆架子车卖给和她要好的一个老嫂子，说卖给她只图个放心。改革开放后，老嫂子来西安旅游，寻到我家，妻亲热地问完曾经和她一起拾过棉花的、摘过辣角的妯娌们，又特地问了她的那辆架子车。这大概是我们留在乡下的唯一的一个“牵挂”，或者说是一个“苦爱”的象征。老嫂子淡然地回答道：“好着哩，和好人一样样，胳膊腿儿都结结实实，拉啥都行，就是农村变了，现在用场不大了。”我看到妻子有点怅然若失的样子……
忽然，一个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到甜爱路上。原来是他们要我看“爱情墙”，说是由28首中外爱情诗篇组成的。我想，如果我有“爱情墙”，题目就叫“苦爱篇”，最精彩的一首诗当是《架子车轮画出的太阳和月亮》，那当是妻子最辛苦也最富诗意的人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