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彪
儿时的记忆里，大年三十晚上，母亲总要把一双新做的“松紧”布鞋，放在我枕头边。已缩进被窝，困得睁不开眼睛的我，一定会伸出手去摸一摸，心里才踏实。
它白底黑面，硬邦邦的鞋底，布满密密麻麻的针脚，鞋口左右前方，留有豁口的鞋面处，各缝一块大拇指大小、富有弹性的松紧布。穿脱方便，走跑跟脚，轻便，透气，大方。印象中，很多年里，村子的男鞋款式，基本都是它。
流逝的岁月里，留下了这双布鞋太多的足迹。
新鞋子“黑白分明”时，我有过短暂的爱惜时光。春雨潇潇，道路泥泞，我穿着新鞋，择有草处，小心翼翼地，一跳一跳走路，后来，干脆脱下鞋子，拎在手上，哪怕脚冷得发麻。
新鲜劲一过，鞋子似乎成了身体的组成部分，无感。上学，割草，玩耍，好好走路的时候不多，跑，跳，蹦，不会去考虑鞋子的感受。鞋子常常脏兮兮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
或早或晚，也许在夏天，也许在秋天，鞋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如踩到石子、小土块，脚底硌得难受，脚指头处的鞋面被顶开了花。
母亲会及时给我换一双新的，然后告诫我：“爱惜点，再穿坏一双，又大一岁了，应该更懂事了。”
家人的鞋，除了母亲做外，二姨也会帮衬做几双。
小伙伴，破鞋子继续拖在脚上的，往往出自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家庭。
洋气又耐磨的迷彩鞋、球鞋，平常大家都消费不起，可望而不可即。偶尔，有城市里的亲戚来，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小女孩，脚上是双漂亮的白球鞋。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小女孩长啥样，脑子里是模糊的，但是那双白球鞋，仍清晰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最难熬的是冬天，脚上穿的，仍是布鞋。座位下，能放上双稻草编织的芦花靴，已经是很讲究了。那时的冬天出奇地冷，河面冰上是可以走人的，屋檐下的冰凌有几尺长。取暖靠跑，也靠跺，正上课的教室里，有时会传出起始零星杂乱，继而整齐划一的跺脚声。
做双鞋子，既需新旧布料，又要大量的时间。
每个家庭主妇，都有个篮篮，里面有缝衣针、绕线板、剪刀、顶针、镊子、布头等，是针线活的“百宝箱”。农活较多时，村妇们抽空干些活。农闲季节的晚上，常有堂娘娘、小媳妇，还有学做针线活的大姑娘，或拎着鞋篮，或手抓鞋底，或打着毛衣，互相串门，凑着油盏昏黄的光线，做着手中的活计，嘴里东家长，西家短，扯着八卦。
母亲家务繁杂，做鞋花的时间也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纳鞋底。
她坐在绳绷凳上，弯着腰，低垂着头。左手抓紧鞋底，右手捏着系有鞋底线的缝衣针，在头发上扒拉几下。手指的力量贯注于针的根部，用劲把针尖刺穿到鞋底对面去，并尽力把整根针推向前。腾出右手，手指捏紧针尖部分，使劲拉出，鞋底线发出欢快的“沙沙”声。手指揪紧线，勒在手掌上，用力向前一带，鞋底随之密实一分。
纳鞋底需要指尖和手腕的力道。持续一段时间后，母亲的节奏会慢下来，还时常增加两个动作：针尖刺穿鞋底后，用戴在中指上的顶针，顶住针的根部，向鞋底对面推送；用镊子夹住针，用力拉出。
一针又一针，鞋底上的针脚，越来越多。不紧不慢，不知纳了多少针，时断时续，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天，松厚的一沓布料，变得紧绷、硬扎起来。
常见久坐的母亲，站起身后，拍拍腿，揉揉腰，好一会才迈开步子。
母亲晚上串门时，偶尔，我会跟着去，也许能吃到一颗糖、橄榄。她们忙，我闲坐，慢慢就犯困了。当天广播快结束的时候，也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我牵着母亲的后衣襟回家，脚凉凉的，有点麻。月光清冷清冷，散落在村巷上的稻草上，已有微白的霜。我打了个激灵，脑子清醒不少，想着歌词里“盘龙卧虎”几个字怎么写，是啥意思。
母亲忙碌着，忙这忙那，也忙着做鞋子，但我不知，她手上做的，是家里谁的鞋子，也不知，一双鞋子是啥时完工的。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在早已闹翻天的爆竹声中，门外响起了小伙伴们叫喊的声音。我一边埋怨父母，没早点喊我起床，一边快速穿好衣服，蹬上新鞋子，脚上像装上了弹簧，蹦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