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楚怡
“谁想要了解德国，就应该读他的书。” 这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小说的评价。作为著名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与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称“战后德语文学三大家”。《家乡博物馆》，正是伦茨长篇小说的登顶之作。
伦茨一生著述颇丰，作品被翻译成22种语言，累计销量逾2500万册。他曾影响了莫言、余华等当代作家。莫言曾这样评价伦茨：“格拉斯和伦茨，他们对我的吸引力比德国这个国家对我的吸引力还要巨大，如果能见到他们，我想这会成为我的隆重的节日。”余华在鲁迅文学院读完伦茨的《德语课》，宁愿以三倍的价格赔偿，也不愿将它还给学校图书馆；从浙江到北京，余华一直随身携带。
《家乡博物馆》甫一出版，便登顶《明镜》畅销书榜。这部皇皇巨著，也是作者本人最偏爱的作品。当伦茨被问及如果灾难发生，会首先保留他的哪本书时，伦茨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说出《德语课》，而是提到了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家乡博物馆》。
一座搜集了马祖里文物的家乡博物馆，在一场突然的大火中毁于一旦，这并不是一场意外的事故，纵火者正是博物馆的建造者、搜集者、守护者齐格蒙特·罗加拉。这是《家乡博物馆》要展开的故事。齐格蒙特从小跟随亚当叔叔在马祖里的土地上挖掘、搜集各种各样的文物。这些文物被陈列在家乡博物馆中，有黄油搅拌器、魔鬼琴、低音鼓、马祖里新娘服、花卉型模具……它们是马祖里悠久历史的见证者。亚当叔叔过世后，齐格蒙特·罗加拉继承了这座家乡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溯回着马祖里逝去的时间，抵御着岁月带来的遗忘。
物件是回忆的存储设备，博物馆及其收藏和陈列品可被看作存放历史记忆的容器。当博物馆里的物品脱离了其原始的相关联系，在展览中将被置于一种新的联系和秩序中。当博物馆中的物品被选择和重置，附着于展品的历史记忆也将被重构。伦茨在小说中书写了战时和战后两次对博物馆的征用。在齐格蒙特看来，博物馆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历史真实的面貌。他将马祖里的文物随机摆放，抵制任何整理，希望展品不带有任何倾向性。然而，二战期间，纳粹官员在视察了家乡博物馆后，希望通过清理馆藏，将这座家乡博物馆变成“德意志的前哨”，从而产生种族优越感。齐格蒙特第一次关闭了博物馆的大门，以此抵抗纳粹对博物馆的征用和对记忆的侵占。
随着马祖里的沦陷，当地无辜的人们被驱逐出东部领土，开始向西逃亡。齐格蒙特和他的家人带着博物馆的展品一起逃亡。齐格蒙特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这场逃亡中丧生，部分展品也随着沉船沉没于波罗的海。后来，齐格蒙特再婚生子，着手重建家乡博物馆，本以为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直到有关家乡协会想要接手“家乡博物馆”。齐格蒙特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想要重新掌握对德国东部历史的解释权，“我们的博物馆不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再一次，齐格蒙特关闭了博物馆，用一场大火将其彻底摧毁。
“责任、典范、家乡”是其作品的三大主题。从被誉为“德国乡土文学典范”的《我的小村如此多情》到《家乡博物馆》，伦茨从未停下对“家乡”的思考。在《我的小村如此多情》中，伦茨极力展现了“家乡”马祖里的美丽与温柔；而在《家乡博物馆》中，“家乡”则是被利用的、被忽视的乃至被遗忘的。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德语文学中，以探讨“父子”代际矛盾为主题的小说一度盛行。这一类型的小说往往以子女的视角对纳粹时期父辈的行为进行批判与反思。这种“父与子”模式在《德语课》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小说通过少年西吉·耶普森的视角，清算父亲战时的罪行。在《家乡博物馆》中，伦茨转变了“父与子”模式的叙述视角，他让老齐格蒙特在医院的病床上对女儿的朋友——一个名叫马丁·韦特的青年，不停地讲述他的回忆。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在《家乡博物馆》中，伦茨对历史和“家乡”的阐释也得以拓展。
德国不同年龄层的人们，以其不同的视角经历了战争，后一代人往往是他们父辈的对立者，挑战着前一代人所代表的社会的秩序，并注明自己是对前一代人的修正。在小说中，对立与冲突通过两代人对“家乡”概念的论争传达了出来。在老齐格蒙特看来，“家乡，也是各种各样的安全感的角落，那是一个让人得到保护的地方，在语言里，在感情里，哪怕是在沉默中也能得到保护，在那里人们能够找到认同感”。然而，马丁·韦特打断了老齐格蒙特的回忆，他认为“家乡”是一个“糟糕的词”“病态的词”，家乡在他看来毫无意义。伦茨借此提出了对“家乡”概念进一步阐释的可能性。当“家乡”成为马丁·韦特这一代德国人口中令人生厌的概念时，老齐格蒙特一代人对家乡的情感何处安放？
《家乡博物馆》关乎理解。就像伦茨曾在访谈中所说：“叙述，是理解的更好方式。讲故事为我提供了一种契机，让我能对某些困扰、某些经历有更清晰的认知”。
《家乡博物馆》，[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著，朱刘华/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