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恒
《春秋左传》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孟子》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我们的先祖、哲人，充分认识到了乡邻和睦相处的重要性。“昔孟母，择邻处”“千万买邻”等典故，更是说明选择邻居、重视邻里关系很重要，古来就有之。
汉代：一棵枣树考验好邻居
汉代，自上而下十分重视邻里关系的和睦。西汉地节三年十一月，汉宣帝下诏让各郡国将“孝弟、有行义”的人举荐上来，国家予以表彰和重用，其目的就是树立孝行仁义的典范，以倡导乡邻之间和睦相处。
汉代还要求官员在融洽邻里关系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据《汉书·薛宣传》记载：薛宣任临淮陈留二郡太守时，到了官吏休假日，有人不肯休假，仍坐在官署办公。薛宣就教导他说，官吏要在休息日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与邻里之间把酒言欢、融洽关系。
《汉书·王吉传》中记载了一个感人的邻里融洽相处的故事：王吉之妻摘取邻居家的枣，让他食用；王吉认为此举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所以赶走了妻子。而邻居则认为这都是因自家的枣树引起的，所以要砍掉这棵枣树。最后在众乡邻的共同劝说下，王吉接回妻子，邻居也不再砍掉枣树，邻里之间关系因此更加融洽。
宋代：好邻居共享土鸡肉
宋朝建立后，因为经历五代的混乱局面，对乡里建设十分关注，制定法规，颁布诏令，重新规范乡村基层组织，为构建良好的邻里关系打下了基础。宋代明文规定邻里要和睦相处，法律文书《明公书判清明集·乡里》中说：“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才自和睦，则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宋时乡里的社会舆论被称为乡评，而乡评无疑对村风民风的好转、邻里和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宋代，邻里之间相互帮助、扶危济困、共渡难关，一时成为风尚。一些官员、士大夫更是纷纷置义田、办义学，施予乡里，里人德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就在自己老家购置义田、开办义学，帮助亲朋好友渡过难关。据《宋稗类钞》载：尚书杨玢致仕归家，旧居多为邻人侵占，子弟想把这些乡亲起诉到县衙，杨玢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给子弟们写了四句诗表达自己的想法：“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
《宋稗类钞》中，记载了沙阳硕儒罗可的事迹。有人到罗可的菜园里偷割点小菜，他看见了竟躲起来；有人私下偷宰了他养的土鸡，他非但不责怪，反而全家设席，与那人一起共享土鸡肉，且不把此事告诉他人。罗可真正做到了以宽容之心待邻居，因此赢得了邻居的普遍敬重。
北宋诗人林逋在《省心录》中说：“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曾任福建泉州、福州知府的真德秀，在《劝欢诗》中写道：“千金难买是乡邻，思意相欢即是亲。年若少时宜敬老，家才足后合怜贫。”
明代：退休宰相助邻居致富
明代同样重视引导邻里和睦相处，“劝民向善、和息无讼”。明初，太祖朱元璋即颁行以规劝内容为主的《教民榜文》，其中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否则“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处断”。让百姓间的一些小事解决在村里，不去激化矛盾，自然就促进了邻里关系的和谐。
明代著名廉吏海瑞曾说过：“词讼繁多，大抵皆因民俗日薄人心不古，惟己是私，见利则竞。而又伦理不淳，弟不逊兄，侄不逊叔，小有蒂芥，不能相事，则执为终身之憾，而媒孽讦告不止。不知讲信修睦，不能推己及人，此讼所以日繁而莫可止也。”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人们已经把邻里关系的处理当作一种道德规范，成为人们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的一个重要途径。不少明代的高官权贵和邻居打交道，谦虚谨慎、友善和睦，为百姓做了好榜样。明礼部尚书杨翥就是一个典范，据《寓圃杂记》载：“杨先生翥为修撰，居京师。邻家有失鸡者，指其姓而骂，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独我一家姓杨。’又一邻，居其隘，雨至必从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污湿之患。家人复告，先生解之曰：‘晴干日多，雨落日少。’其德量类此。”久之，杨翥的宽容忍让感动了邻里，乡邻纷纷到他家道歉。某年，有贼人密谋欲抢劫杨家财产，邻居听说后主动帮助守夜防贼，使杨家免受劫难。
据《明代人物轶事》记载：明万历十九年，政务宽大、世称长者的宰相申时行退休回乡下老家定居，因需要扩修府第，想把周围邻居的房屋买下。其他邻居大都搬迁了，唯有一做梳篦买卖的小工匠坚决不愿出售他的旧房，申府的扩建计划因此而受阻。申时行没有动用任何手段，而是叫家人去小工匠家买来几把梳子，放在自己身边。每当有客拜访，他便拿出梳子一边梳理头发，一边对客人称赞这梳子的好处。果然，不少官绅士人，纷纷去买小工匠的梳子，小工匠的生意日渐红火。两年后，小工匠觉得自己的房子偏僻、破旧又狭窄，和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不相称，于是亲自登门，把房子卖给了申府。申时行的境界确非一般，堪称邻里和睦相处的典范，因而赢得了乡亲的尊重与爱戴。
清代：树枝越界让他两尺又何妨
清代也十分重视邻里关系的构建。雍正帝认为，邻里居住相近，日常交往密切，极易因一些小事引起纠纷，而包容大度、亲仁善邻是解决此类矛盾的最佳办法。为此，他亲自对康熙“圣谕十六条”加以逐条解释，编纂了万余字的《圣谕广训》颁布全国，其中设有“和乡党以息争讼”专条。此后他又诏令乡村设立乡约，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由乡约负责召集百姓宣讲《圣谕广训》，做到家喻户晓，劝导邻里和睦相处。
清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与邻居有宅田地界纠纷，写信向他求助，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回复：“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接到他的信后，照他说的办，很好地解决了邻里纠纷，被传为佳话。
清末曾出过一个“树枝越界”案例，某村余新泉的地界内长着一株大树，枝叶繁盛，遮蔽了邻人谭延纲晒庄稼。谭一气之下，把越界的树枝给砍掉了，余就诉讼到县衙。办案中，县令请来当地乡绅了解情况，并多次实地考察。最后县令断案，余家大树砍掉，在原来的地方埋立新界址，挨着谭家晒禾场一侧，留出二尺地方，用作古沟古路，彼此之间不得再争执。两邻居当场握手言和，一方决定让出二尺的地方，另一方也表示互相谅解，从此他们成了好邻居。
百姓间鸡毛蒜皮的纠纷绝不是小事，处理不好，就会影响邻里关系，甚至事关社会稳定。清末石成金写过一首诗，就道出了邻里关系的真谛，发人深省：“生来同里共乡邻，不是交游是所亲。礼尚往来躬自厚，情关休戚我先恩。莫因小忿伤和气，遂结成仇起斗心。报复相戕还自累，始知和睦是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