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口去儋州，汽车站的售票窗口给我打出的票上显示我要去的地方是“那大”。
售票员说，没有搞错，就是“那大”。
很奇怪的一个地名。在苏东坡的时代，那里被称为“儋耳”，后来还曾被称为“儋县”。有一位对苏东坡生平很熟悉的学者，后来看到我的名片，说：“儋州，这个地方我知道，苏东坡去过那里。”他读“儋”如“詹”，实际上应该读“丹”音。
我想，“那大”是儋州的一个小名，在久远的时间里，不管官方如何命名这里，乡亲们仍然习惯性地称它为“那大”，就像乡亲们永远不叫我大名只叫我的小名，根本不在意我是不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苏东坡在儋州待了三年，我在儋州待了两个月，去县市，到山寨和渔村采访，在明亮温煦的夜间的城市里，和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寻找文体商店买围棋。“你谦虚一点自称是初段，我自大一点自称是初段。”四川绵阳来的赵铀光说。那个店主不识货，把一副上好的双元子以普通棋子的价格卖给了我们。多年后我去北京，又一次见到了赵铀光。接到电话后他开着一辆微型面包车来找我，下了车手里赫然提着一张棋盘。因为常到住处附近的中国棋院实操，他的棋艺今非昔比，搞得我狼狈不堪。
老赵爱好写格律诗，为此硬背下了全部四百多个入声字。我没见过他的诗，只见过他写的一个短赋，所有的对句读到嘴里都稳妥工整。他遵照妻子的吩咐，打电话用耳机以防辐射。他妻子是河南人，每次打腻腻歪歪的电话我们一听是用普通话，就知道是跟他妻子通话。
我和老赵还有双平住一所小别墅的二层，院子里有一棵鸡蛋花，一棵荔枝树，树下是半人高长荒了的含羞草。有雨的时候，含羞草的叶子都闭合起来，看着像是只长了细碎的枝干。没雨的日子里，我们出门上班，双平往往冲着含羞草踢上一脚，眼看着那些小型羽状复叶惊慌失措地闭合起来。二十年以后我在杭州见到双平，在电话里他已经提醒我，他胖了，头发也少了，但是看见那个穿着简朴身材面相恍如孟非的中年人，我还是愣了一会神。我是到杭州参加一个会议的，和双平见面的时间很短。我和他坐在一间小店里，每人面前一瓶汽水。店外是若有若无的小雨。忽然想起汪曾祺的两句诗：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当时的室外和室内，好像也是这样的。
没有了二十年前的轻快乐。世间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的味道，已经淡去，或过去。二十年过去，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走路会踢含羞草一脚的年轻人。他也不会和我一起去看儋州军屯村里那棵东南亚最大的箭毒木，和我一起去东坡书院看“黄犬卧花心”的花朵里面状如小狗的雄蕊。
儋州似乎总是有雨水，我们几个去外地的人在单位开办的小饭馆里吃饭，看着门外的雨。雨水在路面上很快形成近10厘米深清澈而快速的水流。我生活的地方雨水很少，偶然降下的雨水里携带着沙尘。小馆里的饭管够，总是米饭。我每次都吃到饱胀，每次都是早早饿了。
双平比我去海南要早。我去海南前妈妈问我，你去海南，咋找对象呢？我说，也许那个杭州去的姑娘就看上我了吧。
很久以后双平问我，你怎么就知道杭州去的是个姑娘呢？
在心里，杭州似乎天然应该和一个姑娘有关。
双平很快认识了当地的几个姑娘小伙。有一个晚上，他请我和他一起参加聚会，因为我是西北人，他的朋友可能想当然地觉得西北人个个善饮，用啤酒把我灌到大醉。
吴妙是儋州当地的姑娘，在政府部门上班，我采访时认识的。在她的办公室里，我亲眼看到她用左手写下她的名字，笔迹有力而飘逸。老赵热心怂恿我接近吴妙。我们三个人一起和吴妙还有她的朋友喝茶，出门前，老赵细心地审看整理我的衣着，看有没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儋州有很多茶艺馆，喝茶是他们的一种休闲方式。茶艺馆里的对话随意而又不完全随意，我和吴妙都有一点紧张。我后来看到一个人在裤子上挂钥匙串比较靠前，想到老赵帮我纠正过这个习惯。
给吴妙打电话，她笑着说，正奇怪呢，谁家的电话号码这么多“3”。那是我们房间的电话号码。和吴妙，最终没有结果。
双平和他认识的姑娘，最终也没有结果。
那时是海南的春末夏初，木棉花已经落了，万物欣欣向荣。路边的紫薇树上，紫薇花正开得繁盛，树下几个孩子在玩一棵小小的含羞草。我蹲下来，和他们一起玩。后来再看见，他们就称呼我为“含羞草叔叔”。
林语堂《苏东坡传》，写到苏东坡在儋州，有一位老婆婆问他：“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此后苏东坡就称她为“春梦婆”。儋州那里，也有过一棵含羞草的一个春梦。
老赵还有我和双平先后离开了海南，去了这里，去了那里，又去了那里，联系时断时续，如意或不如意，失意或得意。
离开海南后，最初还能收到我的同事们的消息（“你们的围棋还在这里呢”），后来联系的就只有老赵和双平，后来老赵的电话号码遗失，就只有双平能联系上了。我到杭州，试着打他很多年前留给我的号码，居然通了。双平说，他的号码没有换过。
双平给我带了一盒大师制作的青茶具。杭州潮湿，木盒上的锁扣生了斑斑点点的红锈，茶盏上厚厚的釉子依然鲜明温润。我后来给他寄去一点枸杞，红黑两色都有。双平说，那么多，都喝不完。
杭州水软，黑枸杞泡出的水应该是淡淡的粉红色，和我这里的水泡出的妖异的蓝色不同。我有一天泡了几粒黑枸杞，看着它的蓝色在水里慢慢旋转晕染开，忽然就想起双平，想起老赵，想起吴妙，想起我曾经的同事和叫我“含羞草叔叔”的孩子们。我想再次见到他们，实际上只是想和过去的时间、过去的事、过去的他们见面。
“那大”在地理上是一个目的地，在心理上，对于我和老赵、双平，似乎不是。对于苏东坡，“儋耳”应该也不是。我们每天做事，却似乎心思不在这里。远处在哪里，那时未知。 （作者单位：酒泉市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