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东
《扶风传》，是吴克敬先生写给故乡扶风的大传。
扶风在周原遗址，是周的发祥地；若从有邰氏姜嫄讲起，凡不知几千年。扶风这个地名，虽然是“扶助京师，以行风化”，但很容易让人想到庄子《逍遥游》里的“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扶摇而上者，是大风，浩荡之风。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面对这样一片历史苍茫、人文丰厚、生生不息的大地，要讲述其绵绵古今，无论从史料掌握、人文感知和表达技巧方面，都是极具难度的。如果没有更为深厚的积累、感知和全新、高超的表达方式，便极可能成为既往传说、史料、掌故的粗糙整理和罗列。
但吴克敬的《扶风传》，启用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首先，在本书中，作者塑造了一位万古长生的“风先生”。这位“风先生”，其“积也厚”，其“负大翼”当然也有力。这位“风先生”遵循风的属性，自然能够畅通无碍地游走在任意的时空中，同时又充分人格化，有我们寻常的音容笑貌，宛如身边的良师益友、温厚长者。因此，从写作技术上来讲，“风先生”的出现，是这本为故乡立传的大书能够呈现出全新面貌的关键所在。
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而言，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风先生”的形象，是独一无二的，“风先生”，是一种全新写作观念的产物。风在天地间，以从黄老哲学为起点，风成为中国文化高度代表性和隐喻性的存在，是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意象和哲学喻指。风在天地间，在野，在宇，在户；风万古长存，吹息不已，流动不居，是天地间的大自在和大见证者。风，不仅是中国文化灵性层面的最高形象，也内涵着亘古不绝的、美妙的人文气息。中国文化塑造的圣人制造者，潜意识里无不羽扇纶巾，飘飘然有风的神韵和姿态。而“风先生”，正是这种形象的高度概括。
事实上，吴克敬并非在《扶风传》中首次塑造和启用“风先生”这个人物形象。在其上部长篇小说《源头》中，“风先生”已经极其鲜活地存在，成为主人公云朵最忠实的朋友，引导其沿着黄河溯游至河源，得以领悟天地间的大美和大爱。在《扶风传》中，“风先生”再次成为“我”最忠实的朋友和引导者。这一次的游历，则跨越了更加广阔的时空，表现出一种精神上更大的自在，成为几千年人文智慧幻化出的人格化“精魂”。
吴克敬在访谈中曾说，“风先生”是他创造出来的文学代言人。这个横空出世的代言人，从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来说，使作者完全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认知桎梏，使叙述能够进入全然自在无碍的神游状态。更重要的是，传统精魂人格化的“风先生”，作为一个活灵活现的亲历者，对“我”讲述“我”无法亲历的历史细节，使得作者无论在讲述上古神话传说、历史掌故还是人文风俗的变迁时，都能充满亲历者的现场感、细节上的质感和感知的温度。
正因为如此，《扶风传》作为一次创作，能够在饱满的情绪和丰厚的人文积累上，游刃有余、从容自在地融神话、历史、传说、掌故、民俗、作者亲历的现实为一体，贯通时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穿越闪回，立体、完整的讲述了关于扶风的一切。周原是《诗经》中大量诗篇的原生地，因此本书每个篇章都以《诗经》中的诗篇为呼应；这种穿越时光长河的呼应，更使人真切地感受到某种亘古不变的情与理。
在《神曲》中，诗人维吉尔引导但丁游历三界，但维吉尔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而不同于《神曲》中的维吉尔，“风先生”是一个全然虚构的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却全然能够感知的确切存在，因为他是我们的人文传统高度凝聚的灵魂人格，具有“和光同尘”的和蔼和亲切，有我们非常熟悉、可感的脾性和意趣。因此，“风先生”携“我”同游古今，叙、议、述、评时，是一个在圣、凡之间不断切换的可师可友、可亲可爱的有血有肉的人格形象。在讲述历史、掌故和传说的时候，风先生同样充满了跟我们一样的诉说热情。作为在场者、见证者，他情绪饱满，跟我们同步地感同身受脚下的土地，土地上生生不息的血脉，这就使我们面对扶风的历史、传说、人文掌故时，能如历历在目般亲切可感。
《扶风传》贯穿了浑厚博大的人文风物，从后稷、公刘、周文王、姜子牙、穆天子的传说，班固、班超、班昭三兄妹，马融、师旷的人生传奇，后河窦氏五皇后的历史，扶风豪士与李白、汪伦的掌故，弄玉、杨贵妃与苏若兰的传说等等，到当下热气腾腾的生活现场，可谓浩浩汤汤。
作者对当代生活现场的叙述，对本书的阅读代入至关重要。比如讲述害簋、日燧等青铜器的出土、流转和研究过程时，描述原上民俗如香头会、“老婆会”时，回忆甘棠树（《诗经》中有《甘棠》纪念召公）下的日常细节时，“我”作为原上的当代生活者，成为主要的讲述者，可以说是达到了与“风先生”的呼应和平衡。正是“我”和“风先生”的互动互补，使全书贯穿着新鲜流畅的气韵。
《扶风传》，吴克敬/著,西安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