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蜀”展览现场 三星堆铜人头像面的金面罩展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 狩猎纹铜壶纹饰图 成都博物院藏 狩猎纹铜壶 成都博物院藏 “商代青铜人面辅面” 张骞纪念馆藏 “商代青铜牛首辅面” 张骞纪念馆藏 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的铭文 青川县文管所藏 吕不韦铜戈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卜丁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的跪坐铜人像、造型庄重素雅的饕餮纹铜罍、阴刻铭文“成都”二字的虎头纹青铜矛、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漆床……汇集四川、湖北、陕西25家文博单位300余件展品的原创展览“问蜀——东周时期的蜀文化特展”，近日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展，不少文物是首次出川展出—— “沉睡三千年 一醒惊天下” 问蜀：向蜀地发出“哲学三问”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去了哪里……”3600年前，古蜀人创造的高度繁荣的三星堆文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安定、生活富足、崇尚神祇的世界。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古蜀先民的政治、仪式中心从鸭子河畔迁至成都平原腹地，他们用特有的方式彰显着四川早期文明独有的浪漫。东周时期，古蜀社会从神权政治转变为以军政王权为特征的社会。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将古蜀文明闪现的神性光芒，推向了充满人性光辉的世界。 “问蜀——东周时期的蜀文化特展”策展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彭文介绍：近年来，“沉睡三千年 一醒惊天下”的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此处出土的体量巨大、造型复杂独特的文物，给许多文博爱好者留下了关于古蜀文明的深刻印象。古蜀文明闭而不塞，与周边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断汲取着商周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等中原主流文化的养分。“秦并巴蜀”开启了蜀文化发展的新纪元。独具特色的蜀文化，不仅随着秦人对成都平原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长期经略，而逐渐与其他文化元素相交融，同时也伴随着秦国的万乘之军不断向外扩展至各地。不断发展的蜀文化，经互鉴而成长，由独特而日渐丰盈，如汇入滔滔大河的涓涓细流，逐渐融入中华文明的系统之中。 “现在人们说起蜀地，肯定会想到三星堆遗址，但提起三星堆，就是满头的问号。于是，我们就想从‘问蜀’出发，向蜀地发出‘哲学三问’，来构成展览的叙事脉络。”展览中，利用桂圆桥遗址、金沙遗址等重要考古遗存，清晰勾勒出古蜀文明的发展历程的第一单元“你是谁”；还展现了商代晚期至东周时期，不同区域文化在蜀地交互碰撞的第二单元“你从哪里来”；再到“秦并巴蜀”后至汉武帝登基的历史时段中，叙述了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过程的第三单元“你去了哪里”……展览以设问的方式开启，一路追问从古蜀文明再到后期的蜀文化，蜀文明的发展和归途是怎样的？并用当代考古的遗迹、遗存和出土文物给出问题答案。 穿越时光的神秘邂逅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黄金面具高度相似 在展览的背景介绍中，来自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明星文物“黄金面具”高度相似，是跨越时间的文明邂逅；陕西城固出土的两件面具“人面”“牛首”，则是巴国人留下的历史印记。这些穿越时光的神秘“面具”，见证了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 在展览的入口处，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的模型，策展团队特意在它的身上采用了光影特效来展现其身上繁复的纹饰和神秘的黄金面具。将黄金制成面具作为青铜人头像的面部装饰，是古蜀人的一大创造性杰作。这些黄金面具，被誉为战国时期黄金文化的瑰宝，面具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段精彩的历史，令观众对古蜀文明充满好奇。 彭文介绍，蜀地出土的“黄金面具”，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色。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面罩，在功能与使用方式上基本相同，都是作为青铜人头雕像的面部装饰而使用的，这与古蜀人的祭祀活动关系密切。在古蜀文化中，面具被赋予独特的内涵，折射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既有金面罩，也有覆于铜人头像上的金面罩。 3600年前古蜀人创造了高度繁荣的三星堆文明，其独特的魅力至今令人遐想万千。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先民用特有的方式彰显着四川早期文明独有的浪漫。黄金面具采用捶揲技术制作，质朴且具有厚重感。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不仅小心翼翼地捶揲出轮廓，使棱角细节在材质上凸显，同时也将他们的虔诚、寄望、敬畏及其对美的追求一起随一锤一揲铸进面具中。这些古蜀人的面具，也令人想象、感受了那一锤一揲的情绪以及面具背后的神秘：“三星堆和金沙的黄金面具风格不同，但在眼睛和口部的处理上都采用镂空的工艺，这样不仅在外形上使面具五官更加分明，而且整体上增加了面具人像的虚实感，形象生动的同时更增添一层神秘色彩。这些金属材质仿佛有了人体的温度；空洞的眼睛仿佛在传达炽热的感情、诱人的神秘；微翕的嘴唇仿佛在诉说真诚的祈望。静默的面具在真实地向众人展开，感染着每一位与它们对视的观众，引领人们探寻那遥远的古蜀时代。”通过展览，我们可知东周时期，古蜀社会从神权政治转变为以军政王权为特征的社会。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形成。 神秘独特的辅面面具 见证中原和巴蜀的文化交流 据统计考古发掘，我国目前共出土青铜人面具67件，主要分布于陕西、四川、河南和北京。其中陕西省出土的27件青铜人面具，分别出自城固县苏村遗址、宝鸡市岐山贺家村1号墓和西安东郊老牛坡遗址商代墓葬，年代分别为商代中晚期、商代晚期和商代中期。此次展览中，由张骞纪念馆选送参加“问蜀”展的 “商代青铜牛首辅面”和“商代青铜人面辅面”别具一格，吸引了很多观者的目光。据悉，川陕交界的城固地区曾经存在过一段灿烂辉煌的历史，神秘的巴国人曾活跃在该区域，巴国后来并入蜀国。 张骞纪念馆研究馆员陈旭介绍，辅面即辅首面具，辅首是古代器物或门上衔接圆环的底座，一般造型为兽面型，以铜或金银装饰。该馆保存的这件青铜“牛首辅面”，两角粗大，中部聚起一竖直棱脊，大眼凸起，右眼上角有一铸孔。鼻翼右侧中部有漏洞形成的两个小孔。它与西安东郊老牛坡遗址出土的铜人面具相似度较高，专家研究它们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在城固地区发现的这类辅首面具均为窖藏出土，造型独特，全国少见，目前普遍认为它们是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 商代的牛被用于祭祀和养殖，两周时期牛则成为运输的动力来源。《周礼·地官》记载了“牛人”的官职，即专为饲养牛的人，牛受人类驯化，变得温顺，为广大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和使用。这种奉献精神也成为人们借牛言志，反映个人品德的载体，勤劳、忠诚和力量则成为牛的内涵象征。商代祭祀礼仪的兴盛，使“牛首纹”为原型的兽面纹出现在多种器物上。张骞纪念馆保存的这件“牛首”辅首，正是当地巴蜀文化“牛”图腾崇拜的体现，留存着古巴蜀人对牛的特殊记忆。 与青铜“牛首辅首”相邻的便是青铜“人面辅首”，这件青铜器形似人面形，额部有两穿孔，眼部微凹，中部凸起，圆孔，两面三刀芙菱形，中有穿，鼻有两孔，咧嘴露齿，上下牙齿排列整齐，有隙，它因少见的造型，而被观众所知悉。这件“人面辅首”出土于城固苏村，原位于渭水河东岸商代晚期所建的一座圆坑内，面具高16.5厘米，宽17.7厘米。大小与真人面部相近，额部顶端的两个穿孔，以及双耳处的两个穿孔，应为穿绳之用。发掘报告认为其凸出的眼球与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具中凸出的柱状“纵目”造型相似，但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具凸出的是瞳孔，而城固这件“人面辅首”瞳孔镂空。它与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具使用方式有异，可能是为了方便佩戴，瞳孔镂空，是方便佩戴者视物。 那么在张骞纪念馆保存的这两件辅首面具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陈旭介绍，目前专家看法不一。北京大学教授王子今在《门祭与门神崇拜》书中认为城固出土的“这些铜辅首形制皆同，大小相近，只纹饰略有差异……可能用于穿系或钉于其他物件之用。” 著名考古学家张长寿则在《殷商时期的方国遗存》书中，称它为“铜首面具”，并未说明其为门饰。也有专家认为其用于祭祀，还有专家认为它们用于守护和守护陪葬者的灵魂。 不论是来自三星堆和金沙的黄金面具，还是来自城固的铜辅面具，都属于东周时期的珍贵遗物，它们见证了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这些神秘而独特的面具，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纷繁复杂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气息。 吕不韦督造铜戈 秦代工匠刻下名字也刻下责任 四川省青川县文管所收藏的“铜戈”也引起观众的兴趣，这种由秦国相邦吕不韦督造的铜戈，成为揭开秦“物勒工名”制度的重要实物依据。据悉，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也收藏着刻有“吕不韦”铭文的兵器共4件，分别是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吕不韦戈，这些戈制作规整，表面光滑，刃锋锐利，色泽青黑。 这件引人注目的“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从外表看，与一般铜戈并无明显不同。但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主要在于铜戈上镌刻的铭文，通过铭文看到了一个完善而严格的秦国兵器铸造制度的缩影。铜戈正反两面均有铭文，共3行21字：“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据彭文介绍，“九年”指秦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吕不韦时任秦国相邦一职，史书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这样一个铜戈，怎会与吕不韦有关系？其实在秦国，兵工生产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此戈由吕不韦监造，再由蜀守、东工守、丞、工四级工官机构分工铸造。“蜀守”是掌管蜀地的郡守，李冰就曾担任过蜀守一职，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让成都平原变成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铭文中的“东工”指秦时成都的东工作坊；“丞”指工师之下的一级官吏，是工师的副手；而“蜀守、东工守、丞、工”后面紧跟的“宣、文、武、极”分别是这四个级别的官员姓名、作坊名称或工匠之名，体现了秦“物勒工名”政令在蜀地的执行。“成都”指铜戈的置用地。该铜戈内部背面铸文：“蜀东工”，指在蜀地“东工”由中央官吏监造。 这件铜戈铭文的记录符合秦兵器铭文的格式：某年、相邦某、工师某、丞某、工某，为国都所造。“九年相邦吕不韦戈”上既有中央官吏监造，又有地方官吏蜀守的铭文，这充分说明铜戈的重要性，凸显成都的历史地位。通过这些戈可见从相邦、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先秦时期《礼记·月令》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文字记载，要求器物制造者必须把名字刻在上面，以便质量检验和日后追查。与其说中国秦代工匠刻下的是名字，不如说刻下的是责任，正是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高超的制造工艺，保证了战场上秦军战士使用武器标准化。 这件铜戈上铭刻“成都”二字，说明“成都”一名在公元前238年已经存在，是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且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它以实物的形式证明文献记载真实可靠，这对成都得名的由来，对成都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在青川发现，说明秦并巴蜀以后，包括对都江堰及“天下粮仓”等蜀地的经略，进一步巩固了秦国在秦楚之争中获得的战略地位，使秦国日益富强，才终于有了天下归一的盛景。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文博视野》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meiziyishu888@126.com 请注明电话、邮编、身份证号、开户行、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