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村旧景 高冠河 上世纪60年代的城墙残段 上世纪70年代残存的城门洞 上世纪50年代的城河 □张军生 东大村，当地方言叫“duo村”（duo是大的意思，如把老大叫老duo），坐落在终南山北麓高冠河西岸。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大村是长安著名的三个大型村落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截然不同的旧貌换新颜，使大多数年轻人已不清楚村子过去的样貌。 村子曾有城墙 相较于周边其他村子，东大村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保留着基本完整的城墙，城墙底宽顶窄，很高。我小时候经常爬上城墙顶，抬头仰面凝望天空。城墙除了开有东南西北四个大城门外，还有小城门及豁口：南城墙开有三个城门，大南门在我儿时记忆中已没有了城门楼，仅剩城门洞，而东西两个小南门到20世纪60年代还保留着城门楼；东城墙面临高冠河，只有一个东城门；北城墙除了大北门外，还在小学及向西方向开有三个豁口；西城墙除了大西门外，在西南部也开有一个豁口。西门的城门楼一直保留到20世纪70年代，是所有城门楼中保存时间最长、拆除最晚的。 城墙外边围绕着一圈城河，村里人叫涝池，其水源来自于流经稻地间的水渠，在村子西北角有退水渠，所以涝池里的水尤其是村西涝池的水大多数时间是清澈的，妇女在此洗衣，儿童在此玩水，一派祥和景象。记得有一次，我用筛子在涝池里捞出一条一拃半长的泥鳅，高兴了一下午。而东南北三面的涝池水滞缓，秋季就成了生产队沤麻的地方。涝池岸边长着各种水生植物，我记得南涝池中段北岸浅滩长着一种茭白，长势很茂盛。秋天，孩子下水掰出来就地生吃，口感挺好。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村民住房改造，村里布局统一规划，城墙逐步被挖，涝池渐渐被填，村子面积翻倍扩大，城墙涝池旧景仅存于中老年人的记忆中。 村里街道名称随位置而起，进南门向里的街道就叫南门，进东门向里的街道就叫东门，进北门向里的街道就叫北门，进西门向里的街道就叫西门。然而最长的一条街道却不是这四门街道中的任何一条，而是一条大致如“C”字形叫作西巷的街道。公社化初期，南门东门北门三条街道编制为东一生产大队，下辖八个生产小队；西门编制为东二生产大队，下辖四个生产小队；西巷则单独编为东三生产大队，下辖五个生产小队（最初是六个小队，后来把第三小队解散，其社员分别编入二、四、五队，于是东三大队成了五个小队）。20世纪60年代后期，三个大队合编为一个大队，下辖十七个小队。 20世纪50年代，西巷虽街长地广，但中段房屋并不稠密，路西直至城墙根是一个大空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急剧变革的火热岁月里，村里常在此搭土台召开群众大会，我们这些小毛孩爱看热闹，常被涌动的人群裹挟其中而备感难受和恐慌。再后来，每年秋后满场堆积着生产队的玉米秆，这里就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战场，手持两根剥光的玉米秆就自称双鞭呼延灼，和同样手持两根玉米秆却自称双锏秦琼的厮杀在一起，上演一出唐代秦琼大战宋代呼延灼的好戏。20世纪60年代中期，空场被逐片划为庄基盖起住宅。 村子的地理中心在西巷北段的东头，这里是村里两个地势最高的位置之一（另一个高地在南门里），下雨天街道的雨水分别向西向北流去。这里有全村最显眼最高大的豪华住宅——张灵涵家，印象最深的是两层楼的外墙一砖到顶，墙上分布着一尺长的铁卡钉，里面是转角楼，从前房经厦房到后屋可从楼上转一圈不用着地。 村子的社会中心则是合作社门前，向北延伸到小学门口，向南到公社门口。建立在高台基上的合作社是一栋似是庙宇经过改造的老建筑、是当时村里唯一的商店，来买东西的人多，所以这段街道人流稠密，常有宣传队在此表演节目。 以盛产水稻出名 这么大的村子这么多人口，吃水问题如何解决呢？自古以来，村子西南位置靠城墙边有一眼井，是村子里唯一的一眼甜水井，供应着全村七八成人的吃水问题，小时候常见村子北门的人也来挑水。方形井口较大，水位较高，人们只要用挑水的担子钩住桶，就可打上水来。20世纪70年代，村里在井口砌了蓄水池，用潜水泵将水抽上蓄水池，安装了几个龙头，老人儿童都可以来接水。再后来村里架设了自来水，水源先是清澈的截渗水，后是机井水，渐渐的，该井就消失了。 高冠河由南而东转向北流去，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经常发洪水，河床左右摇摆，在东大村东南方向形成了两岸之间很宽的河滩，面积很大，以至于村里人形容某事某物弄得摊子大，就说“看你弄了一河滩”。河滩里植被茂密，有几处小树林，时有野兔、野猫、野鸡出入其间（我曾在草丛中收过一窝野鸡蛋）。这里也是村里儿童的乐园：提上篮子挖野菜，拔蒿子扛回去晒干就是很好的烧锅柴火。最有意思的还是给生产队放牛：下午放学后骑着牛到河滩，牛吃草时儿童在河湾里戏水，傍晚骑上牛成群结队回来。主河道西岸有一道河堤，从高冠河出山与祥峪河交汇处的水磨村附近一直到东大村东边长达十里左右。早先不知为什么叫猪头堰，后来统一整修，取名社教堰。后来在堰内的河滩里，大队盖了几间房，每小队抽调一人建成园艺场（村里人仍习惯把这里叫社教堰），种植果树及其他农作物。后来把插队知青也全部安置在这里。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宽阔的河滩逐步被以多种形式充分利用，园艺场及周边河滩成了两所学校的校园。 20世纪80年代以前，村里的经济主体是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而这个“粮”主要品种之一是稻米（东大村的粮食作物品种主要是夏收小麦秋收水稻）。 得益于高冠河的河水以及丰富的地下水涌出的几眼泉水，东大村自古以来以盛产水稻出名，村里的土地大多数是位于村子西南方向的稻田，最远可达五里多，旱地较少。夏秋两季，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放眼望去，满是一块一块先绿后黄的稻田，间或有藕地的莲叶荷花点缀其间，身旁是渠水哗哗流淌，渠岸的柳树随风摇曳，一幅绝美的田园风光。后来，随着学校的迁入，这画面一去不复返了，村里已经没有一块稻田了，只有近邻的西大村北大村还保留着小面积稻田，且发展成了类似博物馆里展品一样的观光农业，供城里人来参观游玩。 东大村不仅有散落的庙，还有一座寺院，位于村子的北部，村里人称北寺，后来拆庙建校，就是大村小学。但大殿和山门仍保留着，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然作为小学的办公用房。庙里的和尚圆寂后，就葬在村北的一处高地上，每座坟上都有一座不高的石塔，村里人把那个地方叫塔坟。我刚上小学时还见过几座塔坟，后来随着村里人的不断取土，塔坟逐渐消失了，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彻底不见了，现在村里的中青年人可能连这个地名都不知道了。 除了北寺，村里还散落着几座庙，我比较熟悉的有四座：较大的一座是南门里的三官庙，后来一直是一队的饲养室，直到2006年前后还能看到倒塌的残墙屋柱檩椽破瓦等。再有一座是在西巷北段的西头顶端挨着城墙，公社化初期曾是东三大队的办公室，到20世纪60年代用作电磨房，村民拉着麦子来这里磨面。还有一座小庙在南门外约200米的地方，我小时候还见过庙里的泥塑神像，后来生产队在庙里存放垫牲口圈的干土。此庙门前有一棵直径一米多的柏树，足以显示这座庙的悠久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东大村比较粗的古树有三棵，除了这一棵，还有一棵在西巷北段的中间，是一棵槐树。另有一棵大柳树较出名，位于靠近索罗村的稻田水渠岸边，主干胸径近两米，树冠遮阴近半亩地，是周边几个生产队社员在田间干完活休息、吃饭的绝佳之地。这棵大柳树上世纪70年代还在，包产到户后消失了。 还有一座庙建在村南稻田与河滩的交界处，因为离村子约有五里路，所以村里人将其叫五里庙，是村民在稻田劳作时的休息、吃饭、躲避风雨之所。2006年，五里庙还存在。后因建设用地需要，该庙南移至东大村公墓旁边，复建了传说中的寺院规模，取名灵应寺。 在关中农村，秦腔艺术可以说深深浸润在大多数人的细胞里，无论男女老幼，只要村里有戏，有人不吃饭也要赶到台下占好位置。东大村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大村，这方面自然不落人后。还是三个生产大队时，每个大队都有秦腔骨干组织排戏。春节的戏台上，往往是三个大队轮番上演。后来合成一个大队，力量增强了，排演过几部本戏，我印象深的有《穷人恨》《收租院》《沙家浜》等。戏台上两边伴奏的武场面我不记得了，文场面的领衔——板胡，一直是西门的靖文学，二胡一把手是张相相，二人的演奏水平很高。演员排戏也都很认真、敬业。我记得在《沙家浜》中扮演郭建光的是17队的杨纪民，他在祥峪沟工地当民工时，休息时间还在琢磨、比画着郭建光出场的那个姿势，把我们在旁边看得又入迷又想笑。1972年冬天，村里邀请长安剧团来演几天大戏，吸引了方圆十里开外的人来看戏。每到晚上，戏台下围墙外的人，用摩肩接踵、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参与售票，预估的票都卖完了，还有人挤到跟前要买票。村里负责人说：不敢再卖了，再卖台下要挤爆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情况不存在了，但秦腔的魅力依旧在，没有在人们的心中陨落。全村70%的老年人加入了老年协会，每逢周二、周五，协会举办秦腔自娱班，老年人来此尽情地吹拉弹唱。 有戏必有戏台。东大村先后有老、新两座戏台。老戏台建在村北三百米外的北大村南边，坐北向南，台面朝着东大村，是一座典型的传统民族特色建筑，前边提到的《穷人恨》《收租院》就是在老戏台上演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村里拆了老戏台，在村北城河岸边的大村中学操场边新建了一座戏台，以适应现代演戏场面宏大的需求。前边提到的《沙家浜》以及长安剧团演的戏，都是在新戏台上演的。 年过古稀常忆儿时。如今每当回到故乡，看到一个个陌生的面孔，脑海里很自然地浮现出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情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走在整洁美观的主街上，看着和城里一样规格的路灯和不时开过的治安巡逻车，看着和城里一样花砖铺就的街边人行道，看着街道两侧的餐馆、超市、网吧、浴池和休闲广场，一切都令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我的家乡在短短几十年里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这不正是我们伟大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缩影吗！ 我为我的家乡骄傲！我永远爱着我的故乡——东大村。 本版绘图 秦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