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迈克尔·米尔盖特
修订传记的风险，几乎不亚于起初的撰写，不亚于有潜在危险的水域上冒险。
不管传记作者知道得何其多，他所知道的也只能占实际生活的一小部分。没有一条信息来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无论如何，对于通常被认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那些时期或方面，这些来源可能永远是不足的，例如童年早期以及那些极其难以捉摸的文学和艺术创造过程。然而，在《托马斯·哈代传》首次出版约二十年后，又回到该书，我至少充满信心地知道，在这期间，已经出版了许多有趣的、重要的材料。哈代书信集的全集业已完成，他的访谈录、他关于公共事务的写作以及他两位妻子写的书信也都已经出版，他那些幸存下来的笔记本的编辑工作仍在继续。学术研究修正了——有时甚至是彻底改变了——关于一些问题的早期假设。
当我重读《托马斯·哈代传》的第一版时，我心安理得地发现，这部传记颇站得住脚，几乎没有令我感到尴尬的内容，除了一个重要脚注中的数字计算错误。然而，它却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我自己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有一些问题和情节没有得到处理，还有一些问题和情节的处理似乎需要老练一些和换种叙述方式；此外，哈代生活中的一些主要方面需要得到更加坚定和明确的认可。
但是，即便是第二次把哈代作为传记的对象，这其中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同样难以对付。说他的出生是寂寂无闻的，这一点既准确又是老生常谈，但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寂寂无闻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这样一些事实：即他是一对贫穷的农村夫妇未婚先孕的孩子，而且是在一个偏僻的巷尾村舍里、在难产的情况下出生的，这间村舍毗邻一个莎士比亚可能会将其描述为一片凄凉的荒野的地方。处于哈代父母和他们的家人那样的时代、阶层和背景的人通常很少写信，即使他们真的会写信。除了出生、婚姻和死亡等最基本的信息登记之外，他们的名字也不可能出现在当地报纸或任何公共记录中，除非他们触犯了法律。诚然，哈代的父母相当成功地将他们的孩子们推进中产阶级的行列，但是，关于哈代早年时期的直接证据和独立证据仍然少得可怜，即使是在他成年早期，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以致在已知的他写的信件中，他30岁生日之前留存下来的仅有不足十封。
随着时间的推移，哈代逐渐成为一个私生活对外高度保密的人，他总是想方设法保护其父母和弟弟妹妹们的隐私，似乎真的很害怕自己死后被曝光。从有时得到的强烈的、针对个人的敌意评论中，从与新闻采访者们的遭遇中，以及从与准传记作者们偶尔的冲突中，他学会了谨慎。在他著名的晚年时期，他进入了一个仍有创造力的老年阶段，进入了一个角色，对于该角色来说，他的早年生活只不过是一个准备而已，他力图相当系统地控制一切会成为未来的传记素材的风险。他在有生之年销毁了许多信件、笔记本和其他文件，且授权他人在他去世后立即销毁其他文件，并竭力建立和保护他自己的传记的第三人称叙述的独特权威，该传记是为了待他去世后以其妻子的名义出版而撰写的，他希望以此来预先制止其他那些可能更具侵入性的传记。
与那部改造重建的作品的密切接触使我相信，哈代自传回避的内容大部分是轻微的歪曲和直截了当的省略，而非实际的错误陈述。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被省略的内容有时一定有重大意义，而被强调的内容事实上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像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作家一样，在融入一封信或一则笔记的文本时，哈代并不觉得根据他事后的领悟对原文本进行剪切、扩展或重写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想为读者提供理想的阅读内容。
当然，哈代能够决定他自己的私人文件以及他从其他人那里收到的大多数信件的命运，而且他确实这样做了。他还在有生之年批准了他的主要文学手稿的发行。另一方面，他写给别人的信件是他无法控制的，而且他似乎并不知道他两个妻子轻率地写下的大量且常常充满抱怨的信件。正是这些信件所提供的证据，再加之在伦敦或在麦克斯门喝茶时见到哈代的记者、仰慕者、朋友和作家同仁们的回忆，才使得关于哈代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充实、证实，并在更加罕见的情况下得以纠正。
晚年哈代对其童年、青年和成年早期的叙述，是不那么容易被证实或质疑的。当然，对于这些时期，传记作家们常常会依赖于他们的写作对象自己的回忆，但在哈代的案例中，这种依赖性尤其值得怀疑，因为一来缺乏其他来源的证据，二来由于人们普遍怀疑他夸大了其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掩盖其实际的贫穷和寂寂无闻。我们最多只能说，可获得的独立证据的一些片段，倾向于支持或只是适度限定了哈代所说的关于其在上博克汉普屯度过的童年的话，即使他没有就整个地方和时期的相关记忆营造浪漫氛围。
《托马斯·哈代传》，[加]迈克尔·米尔盖特/著，王秋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