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夏，我家刚迁入西安，我考入西安市一中读初中。报到那天，看到教学楼前有一条长长的阅报栏，第一次看到了《西安晚报》，细细浏览，我便爱上了这张报纸。
“钟楼下”专栏，说的都是身边的事情，还曝光相关单位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过几天便在这个栏目中刊发相关单位的整改回应。“曲江”副刊的文章，博古览今、文采飞扬，每一篇都深深吸引我，使我很快熟悉了这座古城，领略到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此后，每天看《西安晚报》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伴随着我慢慢长大。
1981年，我受领导指派，撰写《老百姓报》主编、地下党员李敷仁的英雄事迹。完成任务后，我觉得有许多材料没有用上，恰好当时《西安晚报》经常刊发连载类的文章，我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将李敷仁的事迹写成连载呢？于是我就按照每篇1500字的篇幅，各有故事情节和悬念，写成了连载作品，然后就送到了报社副刊部。当时，一位老编辑接待我，他翻阅了稿子，非常和气地让我回去等消息。一周后，《李敷仁血案》就在《西安晚报》副刊开始连载了，一时好评如潮。有亲友问我怎么发了这么“大块”、这么多篇的文章，可有什么“关系”？说实话，我连人家的姓名都没记住呢，当时即使想请人家吃饭也未必找得到人呢！之后，与晚报的编辑时有联系，他们总是那样和气、亲切，在稿件处理上缜密、细心、周到。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君子之交淡如水，暗暗敬他们的高尚品质和职业操守，也对《西安晚报》产生无限敬意。在编辑指导下，我又发表了《陈树藩外传》《西北王演义》《市井钩沉》等连载作品。
多年相处，我深深感到，《西安晚报》的编辑是良师也是益友。可以说，在他们这样一批优秀人才呕心沥血的付出中，《西安晚报》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成为西安文坛的一面旗帜。
1965年初，西安3000名中学生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轰动全国，也成为很多人心中的青春记忆。40年后的2005年，我与市政研室潘长安一起走访了当年策划、编排、参演的领导与师生100多人，写出长达1万余字的纪实文章，并从市档案馆搜集到当年的演出剧照。多家报刊的朋友都来向我“索”稿，但我一一婉拒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西安晚报》的老读者、老作者，所以便将稿件送到了《西安晚报》副刊部。编辑精心审稿，加上“四十年余音绕梁，三千人魂牵梦萦”的标题，配发剧照，用了整个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当年参演师生及亲友、同学的热烈反响，许多人还复印了当天的晚报副刊版进行传阅。之后，《西安晚报》又以此为契机，推出“我与《东方红》”征文，当时也广受赞誉。市电视台根据《西安晚报》副刊的文章，拍了三集电视片，同样好评如潮，传为美谈。此后，《西安档案》《西安艺术》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但仍然订阅这份报纸，时常参与《老照片的故事》《看电影的故事》等栏目征文。从1963年到2023年，一晃60年过去了，我跟《西安晚报》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在我的心里，它就是一个有灵性、有品格、有担当的老朋友，时不时一起围炉夜话、共此人生，相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