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自胜
那年春节，家乡的几位亲戚来家里拜年。大家正在家长里短地聊着，有一位微笑着向我说：“你还写那些‘豆腐块’文章发在报纸上吗？”我一时口吃，还没等我回答，一位在省文化部门工作的晚辈说：“嘿，我记得前段时间，姑父写的《我和石川河》发在《西安晚报》地理版的头题位置，而且占了多半个版面哩，咋是‘豆腐块’文章？”他的话像闷热的房间突然吹进一阵凉风。我起身找出近几年发表有我文章的《西安晚报》给大家看，为了避嫌“老王卖瓜”，我没有再说什么，屋里也安静了。还是前面那位忽然又道出一句：“胜哥是红萝卜调辣子，吃出没看出！”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说起我和《西安晚报》的结缘，有几件琐碎的往事瞬间浮现在我脑海里。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日，我去西安看望二姐，她家住在冰窖巷省财政厅家属院。清早起来我去大街转悠，转到了西安晚报社门前，大门两边有近十个露天阅报栏，看报纸的人很多。我走到报栏前，副刊三版上有一篇《月色溶溶》的小说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记得那篇小说写的是一对年轻工人夫妻在新婚之夜的新鲜事。作者文笔清新流畅、描写生动活泼。小说里的故事、人物、情节、环境都是我熟悉的工厂生活。文字也很真挚纯朴。我一口气看完后竟意犹未尽，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不想离开。又看了另外一篇小小说和王德芳的一首小诗。王德芳是我熟悉的工人作家，他的诗我虽然读过，但这首《我寻找》却给了我灵魂上很大的启迪。
回到二姐家，二姐指着一桌丰盛的饭菜问我逛哪去了？几个小时不见人。又说你哥和孩子上钟楼找你去了，估计你上钟楼参观了。我说没有，我在四府街那边报社门前看报哩！二姐嗔怪地说：“光看报，不吃饭了！”我只憨笑了一下。
1983年左右，我入党后不久，被选为宣传委员。那时刚上任，工作热情很高，经常加班加点给厂报和广播站写稿，报道车间生产任务和好人好事。车间的阅报栏也归我管。美中不足的是，车间订的三份报没有《西安晚报》。我晚上常去图书馆看《西安晚报》，但那里只有一份晚报，每晚都不闲着，有时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看上。我就建议车间主任也订一份《西安晚报》，主任愉快地同意了。这样一来，阅读《西安晚报》就成了“近水楼台”的事。当然，看的最多的还是副刊。“曲江”“生活浪花”“秦镜”“钟楼下”等栏目，陈忠实、商子雍、贺绪林等作家，还有很多记不起名字的作家的作品都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范本。他们的语言风格、写作技巧、思想寓意使我常读常新，受益匪浅。
我自幼酷爱文学，阅读和写作伴我一路走来。但因自己文化水平低，功底差，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常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只能在区县级和厂级报刊内参上发一些“豆腐块”文章，短小而粗浅，时间长了，同事和亲戚们都很了解。常读常写，不断学习提高。从2016年开始，我在阎良、富平、蒲城作协办的公众号平台上经常发表文章，得到了文友们的关注和鼓励。文友们鼓励我把自己认为不错的文稿再提升一下，可以投到《西安晚报》上。
记得我给《西安晚报》西安地理版投的第一篇文章是《阎良老街》，我觉得这篇稿内容适合该版的“口味”。投出后心里忐忑不安，期盼着好消息降临。半个月后，突然接到该版编辑老师的电话，他问了我文稿中的两个问题：一、阎良镇和阎良老街是否是一回事；二、弃学从工是什么意思，我都作了回答。就这一个电话，我高兴了好几天，可能这篇稿子“有戏”了。谁知两个多月过去了，稿子却一直没有发表出来。我想，晚报是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选稿自然是非常严格的，说明我的稿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后来，西安地理版编辑主动与我联系，鼓励我勤看勤写，提高稿件质量，丰富词汇运用，关注版面需求。后来，我投去的第二篇文章《东四路上的陕机招待所》不长时间就见报了。如今，西安地理版编辑与我虽未谋面，但已成为经常用电话或微信交流的老朋友。
《西安晚报》走过了风云激荡的七十年，我自忖，我起码和晚报同行了四十年。在这里我用笨拙的笔，祝愿这份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生机勃勃，集时政、民生、城建、历史、文化、健康于一体的，很接地气的晚报越办越好，祝愿《西安晚报》全体人员砥砺前行，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