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缘 一世情 我和《西安晚报》

　　□薛勇 　　 　　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给人带来无法想象的空间，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可我们这代人，对信息的获取，技能的掌握，不少是从书本上特别是从广播电视报纸上得到的，特别是前些年，在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情况下。 　　说句实话，我和报纸的缘分不浅，尤其是与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西安本土报纸《西安晚报》。我的感觉，《西安晚报》是家门口的报纸，距离近，信息快，故事真，看着心里踏实、得劲；《西安晚报》是邻家大哥办的报纸，好交流，好沟通，日子一长，有了感情，一日一会，如同常见常新的亲人。 　　我小时候住在五味什字，小学、中学也是在这附近读的。五味什字西边向南一拐，就是四府街，晚报社就在里面。记得，我们中学上早操，就是沿五味什字——四府街——环城南路——保吉巷跑几圈。那时候，路上的车很少，每每从晚报社门口经过，我都不由得会朝里面多瞄几眼，被它不可言状的文化氛围所吸引。我从初中开始，就养成了看报的习惯。那时家里订不起报纸，何况报社就在附近，即使后来搬家到西大街一个小巷子里，我也会坚持走路或骑着单车去报社的报栏看报。晚报社门口，总是挤满熙熙攘攘看报的人群。我去时，大多是傍晚，天逐渐黑了下来，报栏里电灯会准时亮起来，很多喜欢阅读报纸的人都在这里流连忘返。 　　1981年夏天，我参加高考不第，于是在靠近解放路的一所中学复读，以备来年再战。一天放学回家，吃罢晚饭后，我一如既往，骑着自行车到四府街去看报。看着看着，晚报上一条不起眼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眼球，大意是西安市人事局按照市政府的要求，要在高考落榜生中（达到一定的分数线），通过再次考试，招收一批工商、税务、公安（交警）干部（那时候还没有公务员的概念）。看到这个消息，和家里人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先工作为好，有一个稳定的饭碗，上班以后等有机会再上大学不迟。于是我很快报了名，并顺利通过笔试、体检、政审，于次年2月11日到西大街市公安局政治部报到上班啦！若干年以后，我还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随笔《那年我十八》，发表在《中国交通报》上，以纪念和畅想那个难忘的时刻。今天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安晚报》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有机会一直在公共平台为国家效力。 　　我不仅喜欢看报纸，而且还爱抄抄写写，写一些小文章，后来我还因此调到某个缺少“笔杆子”的单位了。到了机关，看报纸几乎成了我常态化的工作。看报读报，不仅能知天下大事，也促进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西安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承古开新，发展旅游，可做的文章很多。1986年4月，我写了一个建议《立碑介绍地名好》，旨在通过这种形式，向中外游客讲述西安老街道的故事。《西安晚报》很快在“街谈巷议”栏目刊发了。尽管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很难实施，但现在不少街头已有。知情的朋友说：老薛，你37年前的建议很超前嘛！我说：应该是报纸的力量，使我的想法得到决策者和建设者的认可。这是我第一次给《西安晚报》投稿，虽然文字不长，但对城市发展起一点作用就足够了。这里我想说的是，通过这次投稿，增加了我写作的勇气，我后来经常写一些心得体会，不少发表在《西安晚报》上。从手写变成报纸上铅字，是我这个年轻作者要激动好几天的事情。 　　除了自己写一些东西，我还一度负责单位的宣传工作，自然而然与各类记者不少打交道。《西安晚报》的记者编辑都很有水平，不少人成了行业翘楚。20世纪90年代，我曾在小寨附近兴善寺的办公院里借住了两年多。那里树木繁盛，空气清新，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我写了一篇散文《家住兴善寺》，自我感觉良好，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进了《西安晚报》的副刊部。接待我的是一位戴着宽腿眼镜、慈眉善目、语调沉稳的中年男性编辑。 　　他很认真地看了一遍我的稿子，说：“文章的标题写得很妙，吸引人。”我不解地问：“咋好？”他说：“一个俗人的家咋能和一座寺庙有关联，读者会有兴趣，引人入胜。文章写得不错，留下来我再改改。” 　　过了几天，这篇文章在报上发了，影响还不小。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几位报社的记者，但和编辑不熟，后来我打听了一下，那天接待我的编辑竟是著名作家、副刊部主任商子雍先生。十多年后，我到参事室、文史馆工作，见到已是文史馆馆员的商子雍先生，提到我当年到他办公室的场景，他想了好久，连声说：“不记得了！”由于工作关系，我现在有机会近距离向商老师学习，学习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专业学识，以及他做人做事作文的认真。 　　《西安晚报》已走过70个春秋，它对西安发展影响巨大，对我个人影响也是刻骨铭心的。昨天，单位的同事问：“明年给您订啥报纸？”我不假思索回道：“还是《西安晚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