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 鸡群 婆媳 回家 悄悄话 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唐山，即使有两次离唐山已经很近了，但我最终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我想这一生恐怕都和唐山再无瓜葛了，可当我写下这两个字的地名时，仍然止不住泪流满面。 一 我大伯宋望成，1938年出生在陕西凤翔，1958年从陕西省煤炭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矿务局工作，直到2022年3月25日去世，唐山一直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是我们一家人常常牵挂、常常惦念的地方。大伯所有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都发生在那里，我想他平凡而坎坷的一生，也许能代表很多经历过大地震的普通唐山人的一生。 我是1974年出生的，关于地震，我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我被奶奶抱出来，放在饲养室门前广场铺了麦草的牛槽里。更多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是和大伯有关的——年代久远，加上与很多文艺作品混杂，我脑海里还原出来的，是这样的场景： 1976年7月27日，是个平常的星期二，38岁的大伯告别了同在矿务局上班的大妈和已经11岁、正上小学五年级的大女儿——因为管不过来，大伯和大妈把一对4岁的双胞胎女儿送到单位全托制幼儿园，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去唐山郊县某地出差。7月28日凌晨3点，唐山市发生了里氏7.8级的大地震，身在郊县的大伯逃生后心急如焚，可那时去往唐山的一切交通都已经中断，大伯只能一路跑着、走着，到最后几乎是爬着回到唐山的。路上，他看到的是无数从唐山市区向郊外逃生的惊恐的人，听到的是地震的惨状和失去亲人的人的痛哭。大伯回到唐山市的时候天大亮了，我想象那时的唐山在大伯眼前所呈现的，一定像是科幻电影中地球毁灭时的场景，是让人极度恐惧极度悲伤极度无助极度抓狂的场景，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想象的场景。城市可以重建，可我想，那场巨大的灾难带给一个人心灵的震荡和毁灭，大概是永远也无法重建的。 我大伯站在了曾经是他温暖的小家所在的那片废墟前，他是用手把已经死去的大妈和大女儿刨出来的。家里的相册上有一张大伯寄回来的她们母女的照片：大妈穿着当时流行的双排扣大翻领俄式上衣，留着齐耳短发，微笑着蹲在地上，把穿着碎花薄棉袄、三四岁的女儿搂在怀里。大妈看起来是娴静而美好的，她是唐山本地人，和大伯是自由恋爱结的婚。那死去的大女儿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小菁……两个小女儿在幼儿园睡的是铁架子床，而且又都在下铺，侥幸地保全了性命。 从我记事时起，大伯幼年时的勤奋好学、青年时的奋发有为、中年时的惨痛遭遇就不断地被人提起，村里人在谈起他的时候，更多的是对他年纪轻轻就成为“总工程师”的崇敬和羡慕，即使当时可能谁都不知道“总工程师”到底是个什么职位。只有我们一家人在谈起大伯时是同情的、是痛苦的。奶奶冬夜里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给大伯纳鞋垫，给两个姐姐缝棉衣，再让父亲给他们寄去。那一针一线伴着一行眼泪一声叹息，我是知道的。精瘦的爷爷睡在炕的另一头，除了临去世时叮嘱父亲一定要给大伯在村里留个家以外，对其他有关大伯的事永远一言不发。 地震以后，两个姐姐暂时被送回到了老家，两年以后，她们又被接回唐山上小学，那时候，大伯已经再婚了。 二 新大妈也是个可怜人，地震让她也失去了很多亲人，包括丈夫，只留下她和两个儿子相依为命，小儿子当时只有两岁多，日子过得相当不易。从照片上看，新大妈窄额头八字眉小眼睛，用农村话说“长得不豁亮”，看起来有点不明事理的样子。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惺惺相惜，认识她不久，大伯就和这位容貌才学相距甚远的人组建了六口之家。 以后的日子波澜不惊，我渐渐长大，11岁那年，也就是1985年的春节，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大伯。那时候包产到户已经好几年，凭着父亲母亲的勤耕苦作，像村里大多数人家一样，我们终于初步实现了粮食自由，圈里养了两头猪，架上还有七八只鸡，本来都是补贴家用的，但那年腊月里，为了迎接大伯一家，父亲早早请人杀了一头大肥猪，又宰了几只鸡，热火朝天地准备年事。 那是我印象中家里人最多最热闹、物资最丰富、吃得最好的一个春节。我至今还记得奶奶在冬灌的水渠里一盆一盆地洗床单被面，洗了就让我端回去，冻得硬邦邦地晾在院子里，五色斑斓的；我妈坐在前院烙猪头，把一块小小的三角铁烧红，放在猪皮上，“哧啦”一声，一股轻烟冒起，混着毛被烧焦的一点点臭味儿；最惊悚也最搞笑的场面是父亲杀鸡，估计是没经验加上胆子小，他在鸡的脖子上砍了一刀，以为鸡死了，就放开了手，结果这只歪着脖子流着血的鸡居然奋力地扇动翅膀在院里盘旋着飞了起来，吓得一家人面如土色，小弟弟抱头哭喊。幸亏当时奶奶不在——她从地震以后，就吃纯素了。 除了新大妈的大儿子没来，其他人都回来了：大伯的相貌虽然比照片上苍老了些，但文质彬彬，一米八几的高个端正挺拔，仍然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大妈比照片上胖多了，三角眼眯成缝，倒显出几分亲切的神色来。她那黄白色皮肤是我妈所羡慕的，因为我妈虽然自恃五官漂亮，但是黑红的肤色让她很气馁——母亲说那是城市人不晒太阳，而且喝的自来水里加了漂白粉的缘故；两个姐姐当时正是花朵一样的十八九岁，高个子、浓眉大眼，模样和去世的大妈很像，都留着学生头，穿着一模一样的暗红色的丝绵大衣，非常漂亮；还有一个小哥哥，就是大伯的继子，他其实只比我大几个月，但是长得又高又壮，非常调皮，没几天就和家里的叔伯兄弟们玩得不亦乐乎，上树掏鸟、砸冰捉鱼，无所不干，大冷天的，常常玩得一头热汗、满面尘土。以至于那段时间，每到傍晚，我们街道就会响起大伯那唐山口音的普通话：“××，快回来洗脑袋了！”我家是很传统的，男人们根本不可能管小孩的这些事，这让我羡慕又好奇。还有一次，小哥哥不知在哪里去溜土坡，把好好一条靛蓝裤子给磨破了，大妈拿着鸡毛掸子要打他，大伯却张开双臂把他死死护在身后，三口人在院子里追着躲着、喊着哭着，不像打架，倒像是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惹得大家都笑起来。 那年春节，我第一次见到用碎猪肉做香肠这种新鲜的吃法，肠衣是大妈从唐山带来的，她说农村的猪肉新鲜好吃，把家里剩下的猪肉都剁碎灌了香肠，原来晾衣服的绳子上，挂上了满满的香肠串。可惜的是，我妈是做饭的，我刚好是端饭的年纪，都不能上桌吃饭，那油滋滋、咸唧唧，又有点甜兮兮的香肠，也只是我妈在厨房里给我夹了几片尝了尝而已，剩下的，都让大妈他们带走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本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集，那些血淋淋的照片和文字仿佛沉重的砖石，压在了我少年的心头。从那以后，大伯就从我用来给人炫耀的对象，一转而成为我深深怜悯的人；可能我自己都没有觉察，唐山，隐隐成了我心头的一个痛点，我再也没有看过任何有关唐山的文艺作品。2010年，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风靡全国，我一直不敢看，终于鼓足勇气去看，可没到半小时就哽咽难忍，不得已从电影院跑出来，从此再没看过。 三 又好多年过去了，大伯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只是从父母偶尔的谈话里得知，两个姐姐都上了技校，很快上了班，又都很快结了婚。大妈的大儿子则上了天津的一所大学，小儿子和我一样，正上高中，听说学习一般。那时我们姊妹三个都上中学，家里经济负担很重，好在爷爷有退休工资，父母在村里开了一家缝纫部，无非辛苦，生活倒也算不得艰难。 1992年，爷爷去世了。爷爷是兽医，退休后为家乡无私服务好多年，县里特意为爷爷组织了追悼会。那天，我家门前的街道被四邻八乡赶来送别爷爷的人站得满满的，只身一人回家奔丧的大伯背上绑着一层一层的孝布，他高大的身形佝偻着，脸色极度苍白，才开口说了一句话，就突然晕厥了过去。很多人放声大哭了起来，我知道这眼泪不光是为爷爷而流，也是为大伯而流——大地震中，大伯悲伤过度，流泪过多，从此只要伤心流泪就会晕倒——他少小离家、独自奋斗，那场死亡人数逾24万、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二的惨烈的大地震，到底带给了他多么深重的痛苦啊！这算是我第二次见到大伯。 爷爷去世没多久，因为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缝纫部也办不下去了，父亲失去了两份经济支撑，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无奈之下，只得向大伯张口。然而，这一点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除了给爷爷奶奶各几百元的治丧费，大伯只在我弟弟上大学的时候象征性地寄过点钱。奶奶去世以后，大伯没能回家，这事有些伤了父母的心。后来，还是大姑代替大伯作了解释：大伯再婚这些年来，经济大权一直牢牢地握在大妈手里，除了每月给大伯一点必需的生活费，其他任何支出，都由不得大伯做主，否则就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大姑说：“娘殁的时候，正是给大儿子娶媳妇买房的时候，你哥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咋好意思回来？他过的日子，有你们看不见的苦。” 四 第三次见到大伯，已经是2011年了，我们姊妹三人早就大学毕业，并相继成家立业。大伯已逾古稀，这次回家，是带一位情投意合的阿姨回老家认门。 对于大伯古稀之年离婚的缘故，我早有耳闻：当年再婚的时候，大伯的两个继子大的八九岁，小的两岁，他们都在大伯的抚养下长大，都上了大学，也都先后资助他们买房娶妻。小儿子，就是曾经跟大伯一起回来的那个小哥哥，平时和大伯倒也挺亲，但那个大儿子，却一直别别扭扭的。再说我的两个姐姐，因为没上大学，都成了下岗职工，一直在私企里打工，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几年前，一个姐姐想换个大点的房子，大伯很想拉女儿一把，但找大妈商量的时候，大妈说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想帮也没法帮，大伯也只好作罢。 有一次，大伯和朋友散步，朋友指着旁边小区里的一栋楼说：“你家买的那个户型不错，南北通透，特别敞亮。”自家买了房，自己却毫不知情，大伯心里自然是不高兴的，回家质问大妈时不免有些口角。原本只是吵吵而已，没想到的是，大儿子不但恶语相向，甚至还动手打了大伯！这场三对一的对峙让大伯心灰意冷，他住进了医院。 出院以后大伯就离婚了，非常坚决，哪怕现有的住房要分给大妈一半，哪怕大妈后来后悔道歉，甚至打来电话让我父母规劝。父亲给大伯打电话那天我刚好在，大伯在电话里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也没多少日子了，还想按自己心意多活几年。”说实话，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大伯苍老的声音，我的眼泪蓦然就流了下来，也许以前还因为他没能帮衬上父母、奶奶去世没回家而颇有些怨言，但在那一刻，我完全原谅了他、同情了他、理解了他、支持了他。我想我的父母一定比我更理解大伯，父亲最后在电话里说：“家里盖新房一定给你留一间，有机会了就回来住。” 这位阿姨和地震中去世的大妈颇为神似，退休前在一家企业报社做编辑，气质端庄、态度娴雅。她也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为了培养唯一的女儿一直没有再婚，女儿不负所望，非常优秀，一路读到博士，最终定居在了荷兰。这次回家，阿姨贴心地给每个亲人都带了礼物，还力邀我们到唐山游玩；大伯带着她，走遍了每个亲戚的家。大伯本来就端正高大，衣着精神，这次回家还特意染了头发，整天都笑呵呵的，一点也不像七十多岁的人。看得出来，大伯和阿姨的黄昏恋很幸福，打算从老家回去就领证结婚。我们全家由衷地为大伯感到高兴，我们都以为他一生失去了那么多，现在一定是老天补偿他，让他终于找到了幸福！ 可是，我是多么不想写下这个“可是”啊，这个和大伯相见恨晚、情投意合的阿姨最终还是没能和大伯走在一起。阿姨的女儿结婚生了小孩，一方面需要有人帮她照顾孩子；另一方面，她也不愿意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唐山，就这样，阿姨虽万般不舍，但最终无可奈何地远走他乡。我想每一个中国父母都理解这位阿姨的做法，毕竟相对于儿女的幸福，父母的幸福算不得什么。 大伯那短暂的幸福时光就这样匆匆消逝了，飘远了，那是无法眺望的远……我有时候怨恨，岁月何以待大伯如此吝啬呢？有时候又有感激，生活虽如此薄凉，但毕竟还给了大伯那位亲爱的阿姨，就像给大伯阴霾的一生，给出了一抹灿烂的晚霞，虽然短暂，但仍不失为一个美丽的黄昏，一个给人温暖慰藉的黄昏。 在那以后，父亲给大伯打电话的频次明显增多。除了血压和血糖有些高，大伯身体的其他指标在老人中算是很好的，而且他注重养生和锻炼，生活规律，但毕竟年纪越来越大，又独居一室，难免让人操心。我父母甚至鼓励大伯再找个老伴，而且听说，在那位编辑阿姨以后，的确还有一位跳广场舞的阿姨向大伯表达过一起生活的意愿，可惜老人也难以为自己做主，没多久她也被儿子叫去北京哄孙子了。 五 2019年10月间，大伯打电话说想回老家看看，但他说自己作为陕西人，从来没有登上过华山感觉很遗憾，就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约了父亲到西安与他会合，一块儿去渭南爬了山，这才回到凤翔老家来。我父亲那时七十出头，大伯则已81岁高龄了，我本来还有些担心，交代他们能爬就爬，不能爬山脚下走走了个心愿也好，没想到这老哥俩居然连索道都没坐，步行上山下山，安安全全地回到家来。比起上一次相见，大伯瘦了好多、头发稀疏了很多、背也有些驼了，但精神还好。在家的一个多礼拜里，父母精心地照管着大伯的饮食起居，陪他拜望亲友。我专门约了一天，请来身边的所有叔伯姑婶，让他们兄弟姊妹高高兴兴、团团圆圆欢聚了一天。席间，大伯兴致勃勃地起身，为大家高歌了一曲《鸿雁》：“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虽然气息不够，但大伯那浑厚的男中音仍极富感染力，其他人不知不觉中被吸引，都轻轻地伴唱了起来，那歌声仿佛微凉的秋风从松林中拂过，苍茫中带着无限的深情。连饭店的服务员都走进我们的包间啧啧称奇，我在惊讶和感动之余赶紧用手机拍摄——行文至此，我又不由得翻看手机，面对这些珍贵的影像，回想起大伯的音容笑貌，眼泪又溢满了眼眶。 那天，大伯说他回唐山处理完事情就叶落归根，以后住在老家；说老家真好，兄弟姊妹在一处真好……他还亲自给自己的卧室买了一套床品，给我的父母各买了一件名牌羽绒服，开玩笑说先打点打点…… 可是——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多可是——大伯回唐山没多久就病了，胃不舒服，吃不上饭。大伯刚开始以为是胃病，药吃了很多不见效果才去大医院检查，结果是胃癌。在大伯和疾病抗争的这两年里，全国上下也都在和疫情抗争，我们无法去看望他，只能通过视频电话和他聊天、给他安慰——是的，我们能给予的，只能是一点言语的安慰而已。我们心痛地看着电话那头的大伯一天天地消瘦下去，直到骨瘦如柴；看着他渐渐不能出门、不能走路，直到卧床。他曾经高大魁梧的身形蜷在被子里，只能看到一点点的起伏…… 2022年3月25日，这个曾经是我们全家人骄傲和牵挂的大伯，走完了他84年坎坷多舛的一生，在唐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想，爷爷当年给大伯起名“望成”，如果单从工作上论，那大伯应该是做到了；可若是从生活上、从一个血肉丰满情感丰富的人上论，大伯“成”在了哪里呢？ 好多作家，包括好多普通人都在讨论人生的意义，讨论自己的、讨论别人的，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像我大伯、像我这样普通极了的普通人，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相信，地震毁灭的只是城市、剥夺的只是健康甚至生命，但剥夺不了爱和人们对爱与幸福的追求。我相信大伯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都没有一点颓唐之气，微笑着安慰我：“别哭，医生说只要好好接受治疗，我的病会好的，伯没事。” 我愿意相信，大伯的人生意义，是在爱里、幸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