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回响

"> 　　图片由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劼摄 　　江西诗派与“江西体”　　□ 杜华平　　对江西诗派的众多看法中，相对较能取得共识的界定是：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领袖，由一批宗仰黄庭坚的诗人，在声气相通、互相唱酬的过程中不断聚合，像滚雪球一样自然形成的诗人群体，其影响席卷整个宋代。　　这个界定有四个要点：第一，黄庭坚为诗派的领袖，是其他成员宗奉、推崇的对象。这也是江西诗派得以成立的首要因素、关键因素。第二，这是一个未经规划、组织，也非由谁明确发起或人为推动、促成的诗人社群，而是由一批宗仰黄庭坚的诗人，自然、自发聚合而形成的群体。成员无结盟意识，成形之后再被赋名、确认。第三，这是一个松散的诗人组织，从未举行过覆盖全体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群体活动，其社群“聚合”的形式，有偶然性、随机性的小规模聚集或唱酬，也有较长时间的、非稳定的游从。第四，江西诗派产生主要应是宋徽宗崇宁、大观、政和间，最初活动地较集中于洪州、江州、抚州、黄州这一片区域。但它不是两宋之交的地域性诗派，产生以后很快就向全国扩展，成为全国性的诗歌风潮。时间上，从北宋后期向后绵延至宋末，仍不绝如缕。　　《两宋文学史》指出：“江西诗派在南宋时的影响是巨大的。”看来，松散的群体形式，虽难以营造直接的煊赫声势，却可借助家族、师友、门生辗转授受的途径，因关系的持久、稳固，而释放更持续、长久的影响力。　　黄庭坚在世时，是江西诗派酝酿期。他身后，先有豫章社，然后出现了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吕本中“宗派图”所列名单是江西诗派刚刚确立时候的队伍。南渡以后，元祐党禁、诗禁逐渐解除，高宗甚至表示“最爱元祐”。苏轼、黄庭坚、吕本中等人的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诗坛宗黄慕苏由私学一变而为“显学”，成为对全国诗界影响最大的一股力量，大有席卷天下之势。　　此后，江西诗派进入革新期，主要以陆游、杨万里等人诗风成熟、确立自身个性为标志。就整体而言，正如清人朱彝尊《裘司直诗集序》所说，“宋自汴京南渡，学诗者多以黄鲁直为师”“盖终宋之世，诗集流传于今，惟江西最盛”。　　在余波期，江西诗派作为一个社群组织，其发展仍有浮有沉，有起有落。当作为社群的江西诗派不复存在，但具有江西诗派气息的个体是完全可能存在的。而低谷期的这类个体保留着江西诗派的火种，火种不灭，一到合适的时机就可发展壮大，形成新的具有社群性质的新江西诗派。　　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曾指出，认定江西诗派应该“以味不以形”。江西诗派最优秀的成员并不都是江西人，从地域的视角无法解释江西诗派，只有更内在的视角才能讲清这个诗派。江西诗派的诗风，实即杨万里所说的“味”，是以“江西体”或“江西格”的名义被人们交流、讨论和实践。　　“江西体”或“江西格”的内涵，首先是由黄庭坚赋予的，瘦硬生新、奇峭兀傲。此后陈师道继以枯淡瘦劲、老硬朴拙，共同奠定了“江西格”的基本面貌。　　今天，打造“新江西诗派”的申议已经响亮地喊出。“新江西诗派”沿袭旧称而特别冠以“新”字，是在凝练时代性课题、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重点考虑与宋代江西诗派的渊源与衔接，参考后来广义江西诗派的有关经验。而以古今通贯的眼光研究江西诗派的千年发展，是为打造“新江西诗派”，推进有地方活力的江西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　　“兴寄高远”映时代　　□ 苏 勇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有着极为自觉的理论主张与艺术追求。他提出的“兴寄高远”说一定程度上对“兴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兴寄高远”说既内在于儒家诗教传统，也融合了宋代文人的艺术追求和时代思考。　　黄庭坚反对空洞无物、形式华丽的创作，反对抒发浅薄的情感，要求诗歌所寄之情应具有普遍性、深刻性。他强调的“高”指的是精神境界之“高”，“远”指的是艺术表现之“远”。黄庭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尤其推崇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苏轼旷达超脱的胸襟。他认为诗人应该具备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品格、深沉的忧患意识和超然物外的精神。江西诗派，尤其是黄庭坚本人，在其诗歌创作实践中，都遵从这一基本理念。　　黄庭坚一生官职不高，还多次被贬。但他不沉溺于怨愤，在诗中构建超脱的精神家园。黄庭坚所说的“高”，既是儒家“仁以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也包含着道家“乘物以游心”的超逸，二者交融为一种“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不俗”气象，这正是江西诗派“兴寄高远”说的灵魂所在。　　诗歌的功能不仅仅是描写和抒情，同时也是真知的载体，这就要求诗人积极主动地学习前人的经典之作，积累广博的知识。同时也要求诗人具有主体意识，能够对历史、人生发表超越常人的独到见解。黄庭坚博闻强识，其诗歌引经据典，阅读黄庭坚的诗歌往往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黄庭坚的诗歌内在地包含着他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在其创作中，有对生死的超然表达，有对生存困境的探问等，大量的互文写作，使得其每一首诗都极为广博。　　黄庭坚主张通过化用典故、突破常规、锤炼句法等方式，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这与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及“意在言外”“不露斧凿痕”的艺术追求是一致的。不仅如此，黄庭坚还善于将前人使用过的意象化用在自己的诗歌中，并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这种以故为新的创作策略同样使得诗作含蓄蕴藉。如他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一句，“江湖”的广阔苍凉与“夜雨”的绵密萧瑟相互渗透，共同铺陈出一种深沉郁结的情感基调。　　在黄庭坚的影响下，江西诗派的情感表达往往深沉内敛，情感和思想具有沉淀感。实际上，对“高”的追求与“远”密不可分，江西诗派讲求的凝练含蓄迫使读者放缓阅读速度，主动填补空白，深入咀嚼字句背后的深意。这种语言的张力和留白，为意境的深远提供了空间，引导读者超越字面，探寻“言外之意”。　　在黄庭坚看来，这一诗歌的实践路径是非常具体的。黄庭坚视“读书明理”为作诗的基本前提，要求诗人深入研读儒家经典，以明人伦物理、修齐治平之道。通过精研史书以洞察历史兴衰、人事变迁、世态炎凉的内在逻辑。通过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前代优秀诗文，汲取思想智慧、艺术精髓和语言养分，获得深邃的文化视野和现实批判力。　　黄庭坚的“兴寄高远”说，构建了一个以治心养性为根本、读书明理为基石、广阔胸襟为内核、深远见识为前提、精湛艺术表现为载体的完整诗歌创作方法论体系。它要求诗人首先成为一个精神境界高尚、学识修养深厚、心系家国、洞察世情的“不俗”之人。唯有如此，其诗歌才能超越个人一时一地的感性经验，触及和抵达宇宙人生的本质。只有被深刻的思想、高洁的情感和宏大的关怀所滋养，诗人的创作才能达到格高韵胜、意深义远的艺术境界。　　“兴寄高远”说的理论主张及在江西诗派的创作实践，对宋诗整体特质的形成与塑造产生了奠基性和方向性的深远影响。它强调的道德人格修养，推动了宋诗对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和人格理想的诗意呈现；其对学问根底的重视，奠定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基础;其倡导的理性思考，强化了宋诗尚理、尚意、追求思辨深度的倾向；其追求的含蓄深沉的表达与古朴瘦硬的风格，扭转了晚唐以来的浮艳诗风，确立了宋诗沉潜内敛、思致深微、韵味悠长的审美基调。可以说，“兴寄高远”说所蕴含的精神高度、学问深度、思想力度和艺术远境，直接促成了宋诗的独特面貌，成为宋诗确立自身艺术品格的重要理论支柱。　　同时，“兴寄高远”内在的超越精神与艺术追求，在后续的诗歌批评与创作实践中，被不断激活，不断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诗学一股强劲的自我革新力量与价值评判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