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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烛——喻嘉言归真记》 杨建葆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在中国医学史的叙事传统中，医家传记因囿于“生平—著作—贡献”的固化模式而逐渐枯燥。杨建葆所著的传记体长篇小说《犀烛——喻嘉言归真记》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叙事方式，使得他的传记超越了普通医家的技术性记载，为中医文化提供了一种鲜活的文学表达范式。 “犀烛”典出《晋书》，名将温峤平叛后，曾点燃犀牛角照明，火光中显现鬼魅原形，中医借此隐喻洞察幽微、明辨真相的能力。杨建葆试图以“犀烛”穿越历史的烟云，在南昌的寻常巷陌之中打捞“医者魂”，并打破了古代科技人物研究中的普遍困境——他们的学术贡献被铭记，而作为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却被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作为“清初医学三大家”之一，喻嘉言的医学理论融合赣鄱物候，强调“因地制宜”，结合江西地区多湿热的气候特点，形成独特的温病治疗方法，代表了一种“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与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穷究物理”实证精神相得益彰，共筑晚明江西实学高峰。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不仅是伤寒学派的革新者，更是明清易代板荡之际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坚守济世精神的典范，与八大山人“哭之笑之”的艺术精神遥相呼应。 自唐以降，南昌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的战略枢纽。万历年间朝政渐趋腐败，南昌城不可避免地步入晚明余晖。喻氏家族作为地方士绅，既深谙“致良知”的心学传统，又保持着对《黄帝内经》的世代研习，这种儒医交融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喻嘉言独特的知识结构。崇祯六年（1633），在京城国子监的槐花雨中，48岁的高龄贡生喻嘉言撕碎科考册页，做出了一个极具文学隐喻意味的抉择——弃儒从医，以“医国医人，其理一也”一语道出了晚明士人的困境：当科举仕途成为绝路，悬壶济世反而成为践行儒家理想的捷径。顺治年间，清兵南下，南昌饥馑瘟疫横生，喻嘉言首次系统观察到战伤、瘟疫与情志病的复杂交织。这些临床经验后来凝结为划时代的论述：“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兵灾之疫多由戾气”“刀箭伤者当辨金创毒，流民症需察五志火”。喻嘉言在《寓意草》的自序中，以“眼见苍生殍亡，不忍坐视”的笔触，记录了医学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此刻的赣江，既是明清易代的血色疆界，也成为伤寒学派与温病学说汇流的医学实验室。 清代《南昌府志》将喻嘉言列入“隐逸传”，然而依据地方志的编纂传统，关于医家记载向来侧重其学术，古代医案、医书鲜有记录医者私生活，这与文人诗集、日记所形成的丰赡史料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南昌在清军南下时遭战火，喻氏家族文献可能因之损毁。然而，南昌文化中蕴含着一种“接地气”的实用主义精神，作者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仅凭新建、靖安、常熟等地县志和《清史稿》中关于喻嘉言的寥寥数语的勾勒，在人物命运的细腻描摹与宏阔时代的磅礴叙事之间架起桥梁，构建了一个关于时代士人风骨缩影及其悲剧性历史自觉的故事：以医之视角对红丸案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对东林党人抱持深切的同情；以诸生名义上书朝廷，陈述辅国政见，要求“修整法治”；与钱谦益、柳如是进行思想层面的隐性对话及诗词唱和……以上种种传奇要素叠加，使得原本枯燥乏味的杏林小说，具备了《世说新语》式的人物小品魅力。 喻嘉言的学说上承张仲景，下启叶天士，立法严而济世广，是明清医学之桥梁。当代中医教育仍将喻嘉言的“辨证论治”思想作为核心教学内容，《医门法律》的医德规范至今仍被奉为中医执业者的伦理准则，其临床经验在江西中医实践中得以传承。喻嘉言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医学遗产，更是一种文化态度——既扎根于本土智慧，又面向时代创新；既尊重专业深度，又注重人文关怀。在这个意义上，重构喻嘉言与赣鄱中医药文化的地理密码，不仅是一次医学史的追溯，更是一场关于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当代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思考。 作为南昌向当代“人文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符号，《犀烛——喻嘉言归真记》重述喻嘉言故事，发掘医学与文化的共生关系，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持续了三百年的文化突围——让艰深的医理穿越时间的屏障，以文学的温度抵达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这种突围不是对医学专业性的消解，而是让传统医道在叙事重构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为中医药复兴迎来新的诠释契机。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本书的插图均由江西籍画家汪晓曙所绘，他舍弃了色彩与明暗渲染，纯粹以墨的粗细、轻重、疏密、节奏和韵律来勾勒物体的轮廓、边缘、结构和内部细节，看似简约，实则是“一根线里，可见乾坤”，是文人画“重意轻形”的美学传承，亦是中国画“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体现，与《犀烛——喻嘉言归真记》一书呈现出的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相得益彰。 □ 武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