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追寻那道光

">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四壁逼仄，在黑暗中摸索，前途难测，是什么支撑武陵渔夫穿过幽深的山洞，直至豁然开朗呢？答案是，因为有光。　　动荡、离别、流亡、战火……五卅运动、世界经济大萧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个个关乎民族危亡存续的大事件接踵而至。是什么让郭大力和王亚南矢志不渝、一以贯之翻译《资本论》呢？答案是，因为有光。　　在风雨如晦的暗夜，他们一直追寻那道光。　　一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一道阳光穿透林间薄雾，照在马克思雕像上。墓碑前摆放着鲜花，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阳光宛如闪电掠过密密匝匝的墓碑、尖塔，向这世界发出火花与电光。　　中国江西，赣州郭大力故居。一缕阳光穿过客家民居的直棂窗，射入玻璃展柜。柜中静静陈列着80多年前出版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细纹米色布封面，中间套印3厘米红带，印着“资本论”3个醒目大字，庄重美观，落落大方；上方一行繁体小字“卡爾·馬克斯著 郭大力 王亞南譯”。　　郭大力、王亚南是谁？如何解码这时空的穿越？让我们追寻这道光，从一百多年前说起。　　1918年11月，一位老人于60岁生日前在北京投积水潭自尽。临行前，老人问儿子：“这世界还会好吗？”　　“这世界还会好吗？”这一声沉重的叩问，来自历史的深处。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从北京传至赣州。赣州学界、商界人士、开明绅士等爱国人士积极响应。正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今赣州一中前身）就读的郭大力目睹和参与了这场爱国运动，他是赣州南康人。　　他记得，赣州各中小学校师生们高呼口号，走向卫府里广场，举行集会、发表演讲，通电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斗争。　　他记得，赣州各界声援“闽案”：“呜呼，天祸中华，国是飘摇，日人既恃强占我青岛，因无公理可言，乃又殴杀我闽省商学军警诸同胞……辱国丧权，莫此为甚。”　　1923年夏，18岁的郭大力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始以科学救国为己任。校内，新旧两种理念、两股力量交织着。次年5月，一场酝酿已久的学潮爆发。郭大力等大部分学生毫不畏惧、追随进步教授签名离校，转入上海大夏大学，他弃读化学转攻哲学。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大夏大学教师郭沫若制定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他说：“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哲学教授李石岑提到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好友陈启修对翻译《资本论》情有独钟。陈启修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　　新思潮群起竞逐，名教师谆谆教导。郭大力原名为郭秀勍，他把“勍”字拆开，“郭秀勍”成为“郭大力”，憧憬一种“有力的哲学”。　　“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我受石岑师思想的感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读书期间，曾在书店购得一本英文版《资本论》，萌生了翻译《资本论》的念头。”郭大力回忆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郭沫若《女神》　　1928年初的西子湖畔，刚下了雪，寒风料峭，游人稀少。　　西湖边，一名20岁出头的青年，身着学生装、留着平头，正翻阅着一本“大书”，书的封面印着英文字母：　　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性分析》）　　底下一行小字：by KARL MARX（卡尔·马克思著）。　　“您好，这一本厚厚的外文书，您是在读？”对方浓浓的湖北口音，爽朗又急切，透着几分军人的硬朗干练。　　“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的。”“学生装”合上书。　　“马克思？德国的那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青年好奇地问。　　“正是！”　　…………　　“学生装”是郭大力，那位青年是王亚南，湖北黄冈人。大学毕业后，王亚南先在成城中学教书，失业后又投笔从戎，只身赴长沙担任北伐部队政治教员。然而，“马日事变”一场蓄谋已久的血雨腥风后，在白色恐怖下，王亚南怀着悲愤与失望，搭船东行到上海，随后漂泊至杭州。　　两人在西湖畔偶遇，这年郭大力23岁，王亚南27岁。他们一见如故，志趣相投，畅所欲言。　　得知王亚南准备写小说，郭大力问道：“你认为文学可以治疗社会痼疾？”接着说，文学确实可以陶冶人心，但人们关心的更多是“柴米油盐”。　　“那你的意思呢？如何才能更好地改造社会？”王亚南问。　　“我意改造社会，应从经济制度入手。”郭大力笃定地说。　　杭州西湖北山路，一座凋敝的寺院内，落叶满地，赭色山崖上一尊残缺的石像，法相凝重，静默风中。两个青年寄宿在大佛寺内，决定以翻译《资本论》为志业，并拟定了一份计划：用六至八年时间，先翻译亚当·斯密等人写的四部经济学领域世界名著，最终完成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　　赣州南康，深夜，突然一声巨响，潭口镇真君庙正门被撞开，一时间喊杀声、土枪土炮声此起彼伏；一番激战后，天明时分，庙内团丁溃逃而空……1928年，江西南康、赣县、信丰、于都、寻乌、兴国等地相继爆发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星星之火已在革命摇篮井冈山点燃……　　“我译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郭大力回忆说。　　立于高山之巅，东方朝日喷薄欲出。　　三　　也许你已经很累，很累？　　但是听我说，亲爱的，　　当发光的信念以你确定的方位时，　　你要快乐些！　　——舒婷《礁石与灯标》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苏州河的浊水幻变成了金绿色。入夜后，十里洋场形形色色的元素交织成了独特的风景。　　上海拉斐德路一家小咖啡馆里，从真如镇住处赶来的郭大力，与当日刚由东京抵达上海的王亚南会面了。　　1934年初，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南被迫流亡欧洲。一年后，这位身居异国的流浪者搭乘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来到日本东京，距他上次因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愤然离开已4年了。1935年底，他又悄悄潜回上海。　　久别重逢，两人迫不及待倾诉各自经历。说话间，郭大力心事重重。王亚南觉察到挚友的欲言又止。　　“我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大部分稿子，在1932年‘一·二八’炮火中丢失了。”郭大力沮丧地说。　　几十万字的译稿，顷刻之间化为乌有。王亚南顿时沉默了。“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稍作停顿后，他鼓励说。　　王亚南的爽朗与坚定，感染了郭大力。“好吧！我们从头再来！”　　在那个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年代，在这个雾气腾腾的小咖啡馆，他们又一次商定《资本论》的翻译计划。　　咚、咚、咚……海关零点的钟声敲响，子夜已过，新的一天来临了。穿过浓浓的夜色，他们坚定地迈开脚步，向着亮光的方向前进。　　1937年一个春天的早晨，上海劳神父路，王亚南的住处迎来两位文质彬彬的客人。　　“听说两位正在翻译《资本论》，今天登门拜访，特来请教两位是否有出版意愿？”寒暄后，客人开门见山地说。　　郭大力、王亚南微微点头会意。　　“当前，中国正值危亡之秋，欲改造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从《资本论》入手。”客人说明来意：《资本论》第一卷中文译本出版后，至今第二、第三卷中译本仍未出版，读者迫切希望能在中国看到全译本问世。　　郭大力、王亚南心潮澎湃：他们已屡次碰壁，大多出版社都不愿冒险出版《资本论》这样一部红色著作，如今，竟有出版社主动上门洽谈出版事宜！客人是艾思奇、郑易里，出版社是当时上海少数“戴红帽子”的读书生活出版社。　　在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翻译家与出版人携起手来，一起干着这件“中国人早该做的事”。　　四　　它发出的每一个音响是多么美妙动听　　它奏出的每一章乐曲都萦绕在我耳际　　——马克思《给燕妮》　　“秀勍先生，电报，上海来的。”接过乡邮员手中电报一看，郭大力喜出望外，不禁喊一声：“好！”　　电报是郑易里发来的，他说，《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很快就要出版了，请郭大力从赣南速往上海，共同完成出版事宜。　　上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危在旦夕。郭大力将厚厚的一包《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郑易里，随后拖家带口返回暂离战火的赣南老家。乡间生活寂寞清苦，但郭大力很享受这份安宁。他把低矮的老屋改成了书斋，继续专心致志地翻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厢房逼仄，屋内光线暗，没有电灯，看书译书都是难题。郭大力每天译稿看书超过12小时，翻译上万字，先译出初稿，再修改，再用薄薄的航空纸誊抄，隔一段时间用挂号信寄给郑易里。　　《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1867年出版，马克思未曾料到：70年后，在中国江西南部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落，一串串德文单词正变成一个个方块汉字。　　要去上海？！路上要经过交战区，上海已成“孤岛”，全家人都担忧郭大力的安全。但为了《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早日出版，他毅然踏上艰险征途，两个星期后才抵沪。　　《资本论》第一卷书稿完成后，马克思没钱邮寄。在恩格斯资助下，他买了一张站票，从伦敦乘海船前往汉堡。船上，马克思是为数不多的身穿礼服而笔直站着的乘客。　　郑易里在上海斜桥弄留守处小屋里，为郭大力摆了一张行军床和一桌、一椅。他们夜以继日工作，困了就靠在桌子上闭一闭眼睛，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进入盛夏，上海酷暑难当，大家挤在狭小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就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经过4个月高度紧张的工作，180余万字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三卷）终于在1938年8、9月间全部出版了。　　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　　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在民众苦难深重之时，在抗战硝烟烽火之中，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终于把革命的火种, “盗”到了亚洲的东方古国。　　当时《新华日报》刊登评论，称赞：“翻译世界第一部伟大的著作，是翻译界一个巨大的收获。”　　后记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三卷）出版后，郭大力又开始翻译被称作“《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1949年5月，上海甫一解放，崭新的三卷四册《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文全译本就摆上了书店书架。这是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大礼。　　今年是郭大力诞辰120周年。近期，红旗出版社出版《寻光——<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记》一书，首次以报告文学形式全景式展现了这一传奇历程，讲述了郭大力、王亚南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的光辉事迹。赣州、杭州、上海、北京、厦门、武汉、黄冈……搜寻资料、实地探究、面对面访问，笔者为何两年多时间坚持不懈追寻两位译者的足迹呢？　　答案是，因为有光——“高尚人格”之光。　　□ 李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