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在我的家乡，是主粮，家家都要储存在薯窖里。 新收的红薯要拣个大、外皮没伤、没被虫啃、皮色好看的储藏。那些被锄头挖破了的，或者是淀粉多、口感硬的红薯，就会洗净后用来制作红薯粉。 少时红薯吃多了，我就有点怕吃红薯，但母亲拍的薯粉粑我很喜欢。那时候，薯粉粑在平时是很难吃得到的，只有到了过年或者办酒席时，才会被当成美食端上桌。 一树柿红挂在细叔的屋头时，迎来一群说说笑笑的相亲队伍，伴随着惊得四散的鸟儿，人们便知道，细叔家有喜事了。 山牯随他父亲去细叔家吃订婚酒，正好与我同伴。 村里人办喜事有个传统，众邻里都会来帮忙，迎客的、筛茶的、洗菜的、切菜的、烧火的、做粑的、包哨子的、铺桌的、端菜的、炒菜的、煮饭的、扫地的、抹桌的，各式人手都有，一向冷清的细叔家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入了席，山牯见帮忙的婶子端来一盘冒着热气的薯粉粑，眼神立马就粘上去了。那黄釉菊瓣的盘子才刚落桌，薯粉粑的香味就弥漫开来，侵入五脏六腑。婶子端菜的手还没有来得及抽走，山牯生怕落了后，就来了个刘老倌抢新娘——抢先下手。也许是婶子们拍的薯粉粑又嫩又活脱，又加了肉和虾（那肉是腊肉，是挂在火炉角用茶籽壳和谷壳外加薯渣熏的；虾是辽山脚下小河里的小虾米，是细叔用虾捞兜耙来的），味道可不特别香？ 山牯夹起的那坨薯粉粑，像一条胖嘟嘟的小肉虫，许是想卖弄一下身段，在筷子上扭来扭去，灵动可人。山牯生怕薯粉粑从筷子上掉下来，眼睛鼓得溜溜圆圆，小嘴也撮成一团。也许是山牯心太急，也许是他看到父亲有点不高兴，拿筷子的手便有些抖，出的劲儿也不稳，那坨薯粉粑眼看就要被他“一筷两断”。在座的都断定这薯粉粑会掉到桌子上，或是掉到地上，也有可能会掉到山牯的腿上或是衬褂上，但绝对不会掉到山牯碗里，更不会掉到山牯嘴里。薯粉粑是刚出锅的，太烫了，山牯不敢用手去接。可谁也没想到，就在那坨薯粉粑还在纠结是否一分为二逃出生天的时候，山牯眼明嘴快，伸出舌头一卷，那坨薯粉粑就入了口。 这可就真的落嘴为安了。大伙儿都松了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为欲掉未掉的薯粉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令山牯想不到的是，入嘴的薯粉粑还不愿消停，到了口中还热情似火，烫得他不住吸溜，舌头如炉罐里炆鱼鳅一样乱窜。山牯急了，鼓着眼“咕噜”一声就把嘴里的薯粉粑咽了下去。谁知这坨入肚的薯粉粑还要出风头，落了肚还烫得他如有无数只猫爪在挠——烧心。山牯赶忙下桌跑到厨房里，抢了洗菜嫂子手中的水瓢，在水缸里连舀了两瓢水，跟牛牯下塘一样一阵猛喝，一边喝还一边用手在胸前不停地捶抚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厨房里洗菜的嫂子以为是炒菜的嫂子放多了盐，菜太咸了，便互相开着玩笑说： “今天超市里盐不要钱啊！” “大家都去买啊！” “见者都有份啊！” 你一句，我一句，倒把炒菜的嫂子说得脸红红的，像做了亏心事一样。 自此，山牯吃粑上了村里的“热搜”，村里人茶余饭后总要笑谈上一阵。如今，山牯吃粑已是老皇历了，“粑”，也不再是难得一见的美食，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和追忆。 □ 付鹤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