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这一重要部署既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精准契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激活全域发展动能提供了重要遵循。当前，我国27座万亿元GDP城市构成的增长矩阵，已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对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遵循经济规律、破解非均衡难题的科学选择　　区域经济非均衡性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上差异显著，更决定了区域发展无法“齐步走”。《建议》中明确提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要求“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这一重要部署为增长极发挥作用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从国家重大战略实践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设雄安新区实现“强心增翼”；长三角一体化以科创共同体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发展合力，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制度型开放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这些国家战略均以增长极为核心支点，通过差异化发展激活了各区域比较优势，成功构建起“核心引领、多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探索了有效路径。　　集聚创新要素、激活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特性，决定了重点区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建议》提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为增长极集聚创新要素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重点区域增长极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效的市场机制、优质的营商环境，天然成为资本、人才、技术等高端要素的“强磁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导建设的合肥量子城域网成为全国最大、覆盖最广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武汉光谷作为我国光电子产业核心承载区，光纤光缆生产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深圳湾实验室聚焦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领域，基因检测技术精度与效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些高能级载体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生态链，形成“集聚—创新—辐射”的发展模式，既让增长极成为创新策源地，又通过技术输出、产业协作带动周边区域创新能力升级，有效破解了创新要素分散、配置效率不高的瓶颈，为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推动区域联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而区域协调发展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建议》强调“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明确了增长极的使命绝非“虹吸资源”，而是“协同共富”的核心引擎。浙江以杭州、宁波都市圈为核心，通过“山海协作”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产业链延伸至衢州、丽水；福建福州都市圈联动南平、宁德，以茶产业、锂电新能源产业协作缩小山区与沿海差距；江西南昌都市圈依托赣江新区平台，推动电子信息、航空制造等产业向吉安、抚州梯度转移，带动革命老区就业增收。这些实践通过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让增长极的技术、资本、市场红利精准辐射至经济欠发达地区，既激活了被辐射区域的内生发展动力，又拓展了增长极自身的发展空间，形成“先富带后富、区域共繁荣”的良性循环，生动践行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　　承接国家战略、筑牢发展安全的关键支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问题日益凸显，强化发展安全成为紧迫任务。增长极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劲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抗风险韧性，成为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的核心平台。长三角地区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关键领域，构建完整产业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立足西部内陆，打造国家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战略物资储备基地，提升了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宁夏段）探索生态保护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模式，实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有机统一，为国家发展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在重点领域构建安全韧性体系的过程中，增长极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实保障，其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关键价值愈发凸显。　　把握“极化”与“扩散”平衡，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　　一方面，要集中优势资源做强增长极核心优势，支持其在创新驱动、开放合作、体制机制改革等领域先行先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产业集群和增长引擎。另一方面，需破除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完善跨区域利益协调、要素市场化配置、生态补偿等机制，让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广深港澳科创走廊建设，带动东莞、佛山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依托武汉、长沙、南昌各自产业特色，建立汽车、装备制造等跨区域产业联盟。这些案例既保持了增长极的核心竞争力，又通过机制创新将“极化”形成的技术、资本、人才优势转化为“扩散”的协同动能，实现“强核”与“兴圈”的良性互动，为增长极建设中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提供了实践范本。　　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关键要健全一体化、市场化的要素配置机制，促进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向重点区域集聚，构建以增长极为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体系，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实现由单点突破到全域协同的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 郑雅婷　　（作者系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