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象熔铸的南昌精神

　　程维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行》　　程维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这座城市从古至今都具有符号学般的深远意义。继《南昌记》《南昌慢》《南昌人》之后，程维又推出了《南昌行》。封面上“一部现代汉语‘锦灰堆’式的作品”，让我认识了“锦灰堆”这个词。我特意补课，方知这是一种艺术形式，将虫蛀古籍、青铜拓片、火烧信札等文物残片错落堆叠，营造“打翻字纸篓”式的混沌美学……《南昌行》将散文、诗剧、诗歌、小说、文人画融于一体，借400多年前传教士利玛窦之身，穿梭在南昌2200多年的历史之间，为读者呈现如迷宫般的史诗画卷。　　叙事视角与文本实验　　程维借利玛窦之口，或是说程维之魂寄身于利玛窦之身，为我们搭建起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桥梁。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本是南昌的“异乡人”，却以访问者的身份，成为串联起不同时代人物命运的生命主体。这种独特的视角选择，因作者在南昌生活、工作六十余年的体验，与利玛窦在南昌的三年滞留经历，沉淀出对这座城市的复杂情感，使叙事有了“外来者的敏锐”与“内在者的深沉”。　　本书有着独特的构思与缜密的逻辑考量。利玛窦的“记忆术”成为叙事的骨架，滕王阁、宁王府、松阳门、阆园等地理空间，既是历史或现实中的南昌地标，也是储存记忆的宫殿，不同时代的人物在此交汇、重叠。“藏园”“十九藏”“焚舟”等意象，将这种建构推向了历史的纵深：清代戏曲家、文学家蒋士铨的藏园，回廊与戏台构成精神的一个隐秘空间，戏曲与现实在此交织；散原山中的十九座寺庙，是朱允炆逃亡的迷宫，藏着权力追杀的阴影；“焚舟”作为贯穿千年的隐喻，被重构为核心意象，从三国到清代，从战火到日常，时而激昂如史诗，时而沉静如随笔。　　《南昌行》涵盖散文、诗、小说、剧、画等多种形式，娄妃劝阻不了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悲壮被写成诗剧，身处末路的项羽以先锋戏剧的形式呈现，读来惊心。而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徐孺”，其隐逸人生带着哲学气质；《与利玛窦没有发生的一次交谈》让利玛窦与无名氏在圆形剧场相遇，探讨记忆、虚构与存在的哲学命题。似乎只有这种艺术手法，才能让聚于南昌城的人物命运、历史情境形成精准的呼应——文体的边界消失，艺术的边界打开，使叙事形成一种“混茫”的美感。　　诗剧、诗歌的意象张力　　《南昌行》的叙事策略表现在交替出现的现代诗剧与诗歌上。以诗剧《霸王》为例，楚汉战场的残章与现代生活的符号在文字中碰撞，使叙事从形式创新落地为承载人性叩问与历史重量的艺术表达。　　诗剧《霸王》以《史记》中“项王身被十余创”“五人共会其体”的史实为诗剧搭起舞台，打破历史叙事的完整性。霸王一登场便消解了身份的时空边界：“我可能穿西装、休闲服、夹克/穿各种不同时代的不同衣服，我都是/我，霸王。”其固化形象被拆解为跨时代的身份碎片。其武器意象更是古今混杂，冷兵器时代的方天画戟与现代战争的兵器并置，形成了尖锐对话。进一步便发现，程维将项羽的躯体拆解为头颅、左手、腿等独立生命体，他特别强调了“宁为玉碎”的美学精神。　　书中《八大山人》则勾勒出“锦灰堆”式的精神残片。程维没有完整叙述八大山人的生平，而是拆解出他“雪个，大耳，传綮，刃庵，个相如吃，口如扁担”等身份、心境的碎片，勾勒出人物国破家亡后“自闭兼自虐，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性；而“白刃颜庵，红尘粉剉；清胜辋川王，韵过鉴湖贺”的诗句，又将其隐逸风骨与王维、贺知章的精神碎片拼合，让个体孤愤升华为文人精神的共同追求。　　南昌城的精神基因　　文化是城市的精神之母，也是城市的灵魂与根基。在程维笔下，两千余年南昌的历史之旅，是文化的寻根与重塑，通过个体命运的细节挖掘出南昌的精神基因：包容、坚守、悲壮、温婉。历史记忆与现实生命力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南昌从战火中重生的坚韧，从寻常中绽放的活力。南昌的包容，体现在它对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者的接纳上。本不轻易接待宾客的豫章太守陈蕃，却特意为徐稚设一张坐榻，流传千古；利玛窦初到南昌时“一度狼狈不堪”，后将南昌视为“灵魂的归宿”。这种接纳展现出城市的开放气质：它既能敬重雅士，容纳失意王侯，也能接纳王勃这般文人的驻足，还能包容外来传教士及异质文化。　　南昌的坚守精神，藏在个体命运的抗争与执着中。宁王朱权的军权被收后，倒也豁达，改封南昌后将自己的才艺发挥到极致，著述高达数十种。再看朱耷，在国破家亡后隐居山林，秉持文人气节，成就了“八大山人”……用程维的话说，“南昌城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受挫于此，隐姓埋名于此，只要志节不凋则另有繁花”。南昌，让无数失意人实现了诗意栖居，守住了精神信仰。　　□ 贾 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