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安地区的乡土语境中，“盘箕晒谷，教仔读书”，并不是单纯的母慈子孝耕读场景呈现。这短短八字，像一把精神密钥，开启的是一扇通往庐陵文化传承千年不绝的奥秘之门。“盘箕晒谷，教仔读书”，以一种近乎执拗的对比，将生存的窘迫与文化的崇高并置。它是一幅生活图景，为我们理解吉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形成提供了关键线索。 歉岁与书声：一种文化选择的价值宣言 “盘箕晒谷”，不是丰饶闲适的田园诗，它直指歉收与饥馑。在一般的丰年时，农民会将稻谷摊在晒谷场进行晾晒。然而一旦遇上灾年，粮食收成不足，就只能用容量很小的盘箕来晾晒谷物。小小盘箕承载的是微薄收成，生存压力如巨石压身，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吉安的百姓们依然坚持“教仔读书”，这就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文化现象：在生存困难的背景下，他们把后代托付给了教育，将教育提升至与生存同等甚至优先的等级。这句话便如价值宣言，它告诉人们，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与崇高性，是这块土地赢得未来的根本。 吉安文风兴于唐。大唐圣历年间，著名诗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被贬吉州司户参军，他便在吉安“置相山诗社”，招收学生，教习诗文，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唐大历年间，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改任吉州司马，“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增建学舍，聘用贤士，“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 画荻与节义：士人典范与地域精神的互构 崇文重教，是庐陵人的民间智慧，它在历史的星空中有着璀璨的投影——欧阳修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因家中穷苦，买不起纸笔，于是欧母便以荻草秆当笔，铺沙当纸，教欧阳修习字。母亲的教诲使得欧阳修从小勤奋好学，为他后来成为文坛领袖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画荻教子”的故事，正是“盘箕晒谷，教仔读书”传统的生动体现。铺沙当纸与盘箕晒谷，它们的内核一脉相承：物质可以匮乏，但求学的路径不能中断。后来，欧阳修《吉州学记》一文中，提出了“本于人性”的教学方法论，将学校教育与国家兴衰直接关联，深刻影响并激励着一代代吉安后学，使得民众皆“家诵诗书”。 至南宋嘉熙四年（1240），吉州太守江万里创办白鹭洲书院，以“气节”与“忠义”为育人根本，强调读书明理。在他的倡导下，书院树立了奋发图强、为国建功立业的好学风。宝祐四年（1256），白鹭洲书院39人同登进士金榜,文天祥高中状元,震动朝野。而后，江万里与文天祥等白鹭洲书院的师生子弟多践行了“文章节义”精神，他们用生命表明：书中涵养的浩然之气，能支撑起人格与民族的脊梁。至此，吉安地区的文教传统，从“求仕”的层面，淬炼到“塑魂”的高度。 制度与民风：崇文重教的社会性沉淀 至明清，吉安地区崇文重教之风进一步得到发扬，从士人阶层延展至民间，成为社会性的全体沉淀。 最明显的体现，是求学风气的普遍形成及制度的民间建构。明时，“朝士半江西，翰林多吉水”，大部分官员致仕后都积极在家乡倡修书院、捐赠学田、主持风教，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教育质量与声望。明嘉万年间，王阳明门人为举办讲会、弘扬心学，在吉安地区修建了多所书院，如复古书院、青原会馆、西原会馆等，小型的私塾、学塾更是遍布于各地。民间书院、学塾的兴起，使得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进一步下沉到更广泛的阶层，让崇文重教从理念固化为深入骨髓的民风。 同时，吉安各县宗族普遍设立学田、义仓等，用族产收入保障本族子弟读书科举，则体现出民间重教传统制度化、组织化——即使个别家庭遭遇困境，宗族力量也能确保有潜力的子弟不致在“盘箕晒谷”年景下独自挣扎以至失学。族规家训中，“崇文重教”成为核心条款。光绪《吉安府志》对于各县形成的民间重教之风多有记载，如庐陵县（今吉安县）有“虽极贫苦者，皆知教子孙读书”之说，泰和县“虽闾阎之陋，山谷之穷，序塾相望，弦诵相闻”等。这些无不透露出当时普通百姓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渴望，体现出“盘箕晒谷，教仔读书”的崇文重教精神跨越千年的一脉相承。 总之，“盘箕晒谷，教仔读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启示，最终超越了地域俗语的范畴，揭示了通过教育连接家族传承与民族大义的东方智慧。这种勤恳耕读的传统，在如今的时代语境中，愈发显出其蓬勃的生命力。它为我们在喧嚣中坚守教育初心、在发展中厚植文化根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构建良性的教育生态、文脉传承，不仅需要教育资源的投入，还需要坚守这份读书明理、立德树人的信念。 □ 雷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