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爸中风之后，喜欢清晨和傍晚驾着电动轮椅在村中小路徐行，瘦削的脸庞像村里那口老池塘一样异常平静。 这和患病之初判若两人，那天我到医院看望大爸，一见面他就拉着我的手像小孩似的号啕大哭。堂姐说，谁来看他都这样，哭得稀里哗啦的。我理解，大爸的哭，对他来说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一生都没向命运低头，面对突如其来的可能致瘫的病，他一时无法接受，他心里也不服——前几天都还在山里养蜂精神得很。 大爸的脾性和父亲截然不同。父亲教了一辈子书，从来都是一只脚在课堂上一只脚在稻田里，算得上种田好把式。而大爸作为纯粹的农民，却不屑于稻蔬之事，成天不着家往外跑，用现今的话来说，净想着创业挣大钱。可最终也没能发财，反而日渐困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不少人对大爸既羡慕又鄙夷，但更多的是后者——羡慕是因为满世界跑，“过了好日子”。鄙夷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却常年“好吃懒做”异想天开。 然而我从懂事起，就很敬佩大爸，觉得他虽不合群，但身上总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村民的东西。我甚至想，大爸是奶奶在他三岁左右从外县领养来的，所以天生就与村里人基因不同。长大后我才明白，这种东西是人在外闯荡之后的生命阅历，它是一种眼界，也是一种不拘于时的淡然。是的，大爸从来都活在自己的理想中，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在那个年代的世俗眼光里，农民不忠于土地、想跳出土地就是好吃懒做。但他们为改变命运寻找别的营生，少不了吃苦受罪，能说是好吃懒做？狭隘的认知和世俗的偏见，往往可以把人湮没，所幸大爸没有成为被湮没的那一个。 大爸有四个子女，家庭负担重，他自己长年在外，生活的担子基本落到大妈肩头。性格温和的大妈隐忍着一切，不隐忍又能怎样？她无法说服倔驴一样的丈夫，急了最多骂几句，毕竟丈夫也是为了这个家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想来，大爸开始外出的年代，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他成为村里最先嗅到“东风”的人。他几乎跑遍全国，贩过煤炭，办过洗煤场，搞过自行车翻新和汽车轮胎翻新；听说狗宝（长于狗胃中的异物，为传统中药材）是个好东西，又折腾着取狗宝……不过这些事都没长久。在信息不发达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爸如何获得这些稀奇古怪的致富信息，真是一个谜。 大爸热衷于尝试各种致富之方，虽然富裕并未青睐于他。不过有两件事倒是在乡里轰动一时。20世纪80年代末，大爸筹资在集镇办起一家粉笔厂，其实就是一间作坊，但大概也算是县内唯一的粉笔厂。粉笔厂除了生产粉笔，还生产石膏动物玩具。我那时在乡上读初中，没事便到粉笔厂玩耍，看到无数五颜六色的粉笔，别提多兴奋。那个年代，可以有整支粉笔尽情地写画，是多么奢侈的事。再也用不着捡老师剩下的粉笔头涂鸦。大爸脾气躁，但口直心善，纵容着我尽情挥霍这些粉笔。我那时想，大爸终于成为有头有脸的老板，堂姐堂兄弟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我打心里感到高兴。可好景不长，粉笔和石膏玩具开始积压滞销，大爸忍痛关掉厂子，欠下一屁股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准，对产品营销重视不够，是导致大爸粉笔厂倒闭的要因。对偏远山区文化不多的农民来说，这是致命的短板。 后来大爸又干了一件新奇事——在水田里种新品种橘树。也许是搞加工业经历太多失败，大爸干脆回家种果树。也不知在哪儿学的，他在广阔的水田里筑起一个个土台，栽上橘树，既不耽误种稻，又能收获橘子。按现在的话讲，就是稻田套种橘树。那年代，成规模的橘园原本惹人注目，何况种在水漾漾的稻田里，大爸因此风光多年。不过种植技术不精，销路不畅，且随着各种橘树的普及，大爸的橘园逐渐衰落，最后在耕牛哞叫声中犁平了。 都以为大爸年纪大了，这下该老实种田了。大爸却开始学养蜂，一养就是近三十年，给了他稳定的收入。从十几箱到几百箱，从村后林子到百公里外的深山密林，大爸追花逐蜜，躁脾气在与蜜蜂的耳鬓厮磨中消失了，养着养着成为县里有名的养蜂人，连省里专家都与他熟识了。蜜多也愁人，收蜜时全家上山，卖蜜时各显神通，堂弟媳妇更是从合肥专程驾车回村，把蜜运过去卖。大爸每年送我几罐新鲜蜂蜜，让远离家乡的我得到许多慰藉。 现在回村见到大爸，他看起来没了往日的矍铄，但在他身上读出了智者的安宁。一辈子倔强的大爸，轰轰烈烈许多回，一次次输给喧嚣残酷的市场，又一次次跌倒爬起追逐梦想，最终在浩瀚的山林守着蜜蜂回归平静。我想，大爸已无遗憾，没有被世俗裹挟的他，活出了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