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根据地军民战胜经济困难的经验启示

">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科学预判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为根据地军民在困境中的坚守指明方向。抗战时期根据地军民战胜经济困难的历程，是“自力更生、敢于斗争、上下同心”的生动写照，其留下的“封锁倒逼创新”“精简提升效能”“上下同心破局”的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抗战时期根据地面临的经济困难。通过“囚笼政策”“三光政策”，日军企图切断根据地与外界的物资流通，禁运食盐、药品、钢铁等战略物资。在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下，河北经济体系濒临崩溃，仅粮食损失就达3312亿斤，日军反复侵占耕地3.5亿亩，烧毁房屋522万间，导致各类工厂、作坊、矿山、商铺等17964家有损失。冀中根据地经历“五一大扫荡”后，8000多个村庄被洗劫，不少地区成了“无人区”，生产体系彻底瘫痪。1942年至1943年，华北、西北根据地遭遇百年不遇的蝗旱，华北粮食减产超60%，陕甘宁边区部分县镇甚至颗粒无收，数百万群众面临饥饿威胁。灾害还引发疟疾、霍乱等疫病，不少军民因饥饿与疾病丧失劳动能力。而且，根据地多位于偏远山区，土地贫瘠，粮食亩产往往不足百斤，难以满足军民需求，工业仅有零星手工业作坊，生产能力有限，财政入不敷出，经济运行压力巨大。　　根据地军民战胜经济困难的主要举措。面对日伪封锁与国民政府停发军饷等困难，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开垦菜地，提出生产方针；朱德考察陕甘宁边区，提出“开荒种地，兴修水利”方案；周恩来、任弼时带头纺线，在1943年延安纺线比赛中表现突出，激发军民生产热情。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王震率领下开进南泥湾，克服困难垦荒。到1943年，南泥湾开荒达10万多亩，产粮12000石，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的奋斗目标，达到粮食和经费的全部自给。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工业领域，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贸易领域，各根据地成立贸易总局，晋冀鲁豫边区在敌占区设秘密办事处换取物资，发行“边币”稳定金融，组织“武装贸易队”应对日伪抢掠。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得到毛泽东高度认可并在各根据地推行。精简后，边区内部机构裁减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取消了各厅院秘书室，系统内的缉私机关同保安处检查机关合并，专署及县内的机构也各减少一半。人员上，边区政府严格执行“脱产部队不超过边区总人数的2%，脱产政府人员不超过1%”的规定，仅政府人员就精简了40%。精兵简政的实施，将开源和节流密切结合了起来，大大减少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与浪费。　　抗战时期根据地军民战胜经济困难对当前的启示。一是以自主创新打破技术封锁，筑牢科技安全防线。面对外部的遏制打压，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揭榜挂帅”机制，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攻关核心技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多点支撑的创新体系，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二是以上下同心凝聚合力，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以精简节约优化治理，建设廉洁务实高效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借助数字化推进“一网通办”，降低行政成本。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四是敢于斗争、守住底线，保障经济社会安全稳定。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提高粮食产能。加快煤炭清洁利用，发展风电、光伏，构建多元化能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