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抗日主张及行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特殊阶段，也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和过渡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率先对日宣战，提出系列抗日主张，积极倡导、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战局面，在民族危亡之际展现出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卓越的政治智慧。　　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率先对日宣战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炮声震动全国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表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鲜明立场。9月20日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向全国民众、全世界无产阶级揭露日本侵华的野心，谴责日本屠杀中国民众的暴行，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并强调唯有工农武装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当天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宣告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发表，正式对日宣战，强调“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团结抗日。此后，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抗日立场从未动摇，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战的坚定决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其主要任务是巩固革命根据地，开展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斗争，其主张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前提下开展抗日，主张实行“以苏维埃为中心”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即主要联合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明确提出“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这一宣言发表当天，毛泽东等还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要求对红军战士和广大群众开展对日宣战的动员，要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前提下开展抗日。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各类抗日宣传动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全国抗日军民予以声援和支持，并实施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对国民党的底层官兵进行渗透分化。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通过我们党的秘密策反，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了著名的“宁都暴动”，大部分进步官兵加入了红军。　　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国民党蒋介石依然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瑞金后，经常通过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继续高举抗日旗帜，指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开始突破以往单纯的工农联盟，提出有条件地合作抗日的策略。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表示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其前提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是苏维埃政权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展现了高度的民族大义。　　这一抗日主张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积极影响，全国的抗日浪潮随之迅猛掀起，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前线的广大爱国官兵。1933年11月，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寻求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同第十九路军秘密谈判，与其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随之开展了系列抗日反蒋民主运动，扩大了革命影响。但博古等人坚持“左”倾关门主义，把中间派别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对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使党和红军丧失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错失红军突破国民党封锁的良机。蒋介石在搞垮福建人民政府后，立即挥师“围剿”中央苏区，最终迫使中央红军长征。尽管与第十九路军的合作抗日反蒋遭受严重挫折，但这次合作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34年7月15日，在反击第五次“围剿”的紧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时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重申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原则。北上抗日先遣队历时６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辗转闽浙皖赣四省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向全国民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表明了红军抗日的坚定决心。　　倡导、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侵占华北乃至企图侵占全中国后，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此时，国民党仍然调重兵“围剿”各根据地和红军，导致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此后的两年里，中华苏维埃政权继续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西北办事处，并实际承担了中央政府的职责。西北办事处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在积极倡导、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主动将苏维埃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了解到《八一宣言》的内容后，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再次重申《八一宣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随后，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将当时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调整了原有政策，如停止没收富农财产、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1936年，进一步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灵活性，为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奠定了基础，也为团结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抗日创造了条件。　　在调整自身策略、政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宣传抗日主张，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之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经过国共谈判，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变更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标志着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结束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开始。与此同时，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随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分析，紧扣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苏维埃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转变为民族革命、国内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战争的重大历史转变中作出的战略性调整。这一系列的转变和调整既坚持了抗日救国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策略的高度灵活性，使我们党能够在复杂形势下始终把握抗日大局的主导权，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作者系江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