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碑

　　（本版配图均为钟水旺摄）"> 　　无名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　　（本版配图均为钟水旺摄） 　　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纪念大厅，当我面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展柜上的“烈士英名录”鞠躬时，我突然注意到，两者的烈士数字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　　讲解员介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瑞金有五万余人成为烈士，但留下姓名的仅有一万七千余人。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二的烈士，至今处于一种无名状态。这三万五千多名无名烈士，与英名册上的烈士，就像纪念馆本身的空间，既有实体的建筑，也有实体支撑的虚空。无名与有名，虚空与实体，彼此成全构筑了巨大的纪念。　　作为一名记者，我习惯了“有名”，习惯了用5W（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因）公式面对一切新闻素材，习惯了从沉默的时空中抽取一些亮色的事物，为其命名或者扬名，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但在努力用文字抵抗消逝时，本身要面对巨大的空白。就是说，历史和现实的底色，其实是无名。　　带着这样的思绪，我来到烈士纪念馆后面的陵园，走进“无名英雄纪念区”，面对那块并不高大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心底平添无尽的沧桑。　　2012年，瑞金市政府在烈士馆西侧征地31亩，扩建烈士陵园，设计了七处主题鲜明的纪念区域，包括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牺牲烈士纪念区、长征及以后烈士纪念区，以及这块无名英雄纪念区。　　这是一个荷塘明媚、草木繁茂的小山坳，参差错落的纪念区，曲径通幽而又蜿蜒相通，无名英雄纪念区并不显眼但居于起始之处。隐秘的地宫，小型的广场，以及让人仰望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勾勒着不可忽略的历史真面目。纪念碑是一根方形柱，碑柱的四面，分别代表四个历史时期，即土地革命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其上，有无名烈士的浮雕。　　这些浮雕上的塑像，显然是艺术的创作，并不是实有的烈士风貌。这些浮雕的画面，除了服饰和器物能还原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这些烈士的模样，只能是一种艺术的想象。就是说，为了生动地纪念，为了更好地缅怀，后世的人们试图从虚空中打捞出一个个无名烈士，给予具体的面孔、鲜活的生命。　　为无名烈士还魂，为无名烈士塑像，一直是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和所有文化工作者隐性的追求。事实上，瑞金的烈士，最有名的就是八个无名者。是的，来到红色故都参观的人，没有人会不知道“八子参军”的故事。从无名到有名，我曾经追寻过背后的曲折，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更触摸到值得敬重的历史逻辑。　　2019年6月，我陪同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走进了小城的一家影院。这是一次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为主题的大型采访活动，有一个晚上大家集体观看了刚上映的电影《八子》。　　满崽，哥哥，母亲，简单的人物关系。一个赣南的家庭，置身血与火的年代，亲情被战火撕扯。影片没有塑造八兄弟的田园生活，而是设置了一次又一次攻克敌人堡垒的情节和注定的牺牲。熟悉的演员，熟悉的主题，熟悉的人设，叠加的艺术塑造，让“八子参军”的烈士故事再一次走向经典化。　　也许是过于熟悉，我置身影院并没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由于知道这是取材于真实历史故事，反而激起了我为烈士溯源的愿望。由于工作的便利，溯源的过程轻而易举。而让我触动最大的，竟然是这八位烈士，其实是没有名字的。　　让无名者登上舞台，让无名者的故事走向经典化，这背后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艺术规律。　　2005年的一天，瑞金几名文化工作者聚在一起，准备创作一部反映苏区时期瑞金人民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舞台剧。他们分别是来自瑞金革命纪念馆的邹亮辉、黄忠优，来自瑞金歌舞剧团的杨世琼，来自瑞金文化局的邹勇。　　首先的难题，是寻找到最合适的历史素材。为舞台剧找到典型人物，在舞台上塑造典型形象，这是艺术的常识。对于瑞金的这群文化工作者，这其实并不是难题。在瑞金叶坪创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有大量的典型报道。　　他们咨询了瑞金市党史办的同志。他们找到了《红色中华》影印本。他们翻开了1934年5月13日第195期《红色中华》。果然，《瑞京扩红突击中的光荣例子》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故事。其中的人物身份各异，挖掘下去，都会是一台精彩的舞台剧。但瑞金的几位文化工作者，面对70年前的革命先辈，面对种种的光荣，最后选择了《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　　《红色中华》的这则新闻中写道：“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在这次动员中，他们八弟兄中，有一个很勇敢地报了名当红军。但是后来他们和邻人谈话的时候，却听见邻人说：‘你们八弟兄只去了一个当红军，这倒也没有什么稀奇。’所以他们便一怒而全体加入红军，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　　作为记者，我注意到这里的新闻人物，竟然没有名字！　　据邹勇后来向我回忆，为了创作这部舞台剧，他还深入到故事发生地——瑞金市沙洲坝乡七堡乡下肖小组，寻访烈士的故乡。年迈的老人们诉说着峥嵘岁月。他们沧桑的记忆中，有八弟兄当红军的故事，但具体的细节、具体的名字，无人能知。　　惟一有人向他们提供的细节是，八子的亲属后来曾经为烈士造过墓，分别用八块红砖排列在旷野里，以供后人纪念。　　舞台剧的创作起点，只能回到旧报纸上的新闻。他们对自己的选择非常自信。自信的理由，是故事的典型性。首先，“下肖区”，正是《红色中华》反复宣传和表彰的典型。在《金维映同声谈话——然之访稿》中，金维映分析了“下肖区”扩红工作的多个特色。　　90余年后的今天，再读这些“工作总结”，并不能复原金维映脑海中火红的年代，但每一条特点后面，都会有无数鲜活的事例。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扩红的任务压在所有苏区干部的头上，落到苏区城乡的家庭。作为瑞金扩红工作的总指挥，金维映熟悉乡村的火热场面：儿童团出动了，少先队出动了，妇女们出动了。　　这就是八子所处的时代，火热的扩红宣传，在他们身边展开。他们一齐参加红军的理由，非常鲜明。　　《红色中华》的编辑们不久就在他们的报纸上刊出了一幅漫画：黑色的线条和色块，勾勒出八子的样子，在“参加红军报名处”桌前的左边，依稀站着一位扎着头巾的母亲。她的对面，八个青年后生，衣服上层层补丁，但神情热烈无比。　　而这些漫画，是无声的，这简短的新闻，是无名的。如何在舞台上展示，成为艺术家们一个难题。他们开始了命名。他们在下肖区，首先了解到八子的父亲，辈分应该是荣字辈，至于名字，他们有意地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字，叫显。　　隐和显，正是这八位无名烈士走向舞台、走向经典化的过程。当然，这也是四位本土艺术家对舞台剧暗含的希望——尽管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故事将经由他们之手，在以后的日子大放光彩，反复被舞台和屏幕重新演绎。杨荣显，成为后世的人们信以为真的姓名。在革命旧址，在各个场合，在纪念场所，说起红都儿女的贡献，“杨荣显”送八子参军的故事，成为必提的经典。　　而八个儿子，艺术家也根据当时乡间的规矩，从一生保，一直叫到七生保，再加上一个满崽。报纸上的“无名”烈士，报纸上的“著名”典型，终于完成了重新命名的过程。今天，《八子参军》成为景区现场教学课的经典节目，节目开头总是会提起红色故都的烈士，五万多人献身，仅一万七千多人留下名字。而八子，成为无名烈士和有名者的共同代表。　　多年以后，这个故事不断感动着观众，包括将军和导演。2008年3月，迟浩田将军来到瑞金，看完瑞金市歌舞剧团演出的《八子参军》后，热泪盈眶，主动上前拉着当地演员的手振臂高呼：“瑞金人民万岁！”　　2009年，央视一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在瑞金开拍，导演金韬在采风时观看了舞台剧《八子参军》，不但把八子的故事改编后放进了最后一集，还把舞台剧的主题曲《摇篮曲》改回了原名《哥哥出门当红军》，拿来作为电视剧片头的主题歌。就这样，八子的故事，与来自瑞金麻地乡传唱的民歌《哥哥出门当红军》一样，由无名的状态，走向了显赫的传播，走向了经典。　　2019年，当我陪同媒体记者观看电影《八子》后，我不断地向来自全国的同行们溯源这个故事。我告诉记者们，这部电影是以瑞金的英雄故事“八子参军”为原型。这部电影的发布会上，赣南采茶歌舞剧院带来了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精彩片段。　　“八子参军”，是一块艺术叠加起来的“无形之碑”，彰显了瑞金巨大而真实的牺牲。它与烈士陵园内的“无名英雄纪念碑”一样，试图从虚空中抓住无名者的名字，塑造烈士的模样，传扬烈士的事迹。　　这就是历史真相。万家墨面起蒿莱。当年的土地革命，本身就是把无数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工农，从泥尘中扶起来。而无数尘埃一样漫过革命岁月的烈士，凝聚了巨大的历史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