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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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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纸名称:江西日报

阅读散文赣军(上)

日期: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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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青花帝国》  江 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傅 菲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野禽记》  傅 菲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晓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不语似无愁》  王晓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范晓波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夜晚的微光》  范晓波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在我国文坛中,江西散文激荡成势,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形成了“江西散文现象”。近年来,《回乡记》《古陂的舞者》等作品在现象中开创新气象,江子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是江西散文时隔20多年再获此殊荣。我们将连续两期推出部分优秀的江西散文作家作品,以飨读者。  青花的灵魂之书  □ 刘 华  瓷,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然而,它仅仅是一个符号吗?江子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发现,完美阐释了中国人五行之说的瓷,不仅有生命,还有思想和情操。瓷的生命是动人的,它的思想富有感染人、抚慰人的巨大魅力,“即使身在闹市,守着绘着渔樵耕读、山水花鸟的瓷,也会有隐入深山之感。即使孤身一人,如有绘着仕女的瓷陪伴,就容易生出红袖添香的错觉”,瓷甚至能令黑漆漆的百年老宅月光朗照,甚至能让人通过被打碎的一只蟋蟀罐,窥见某位皇帝的隐秘内心。  于是,“迷恋于瓷器的光影、形色、人格和历史”的江子,索性采来陶土,炼泥、做坯、画坯、上釉……他在这里烧造一件青花的大器,映现在上面的,是能够呼之欲出的传统文化之魂、民族艺术之魂,因而,也是民族精神之魂。对了,我指的正是他的散文集《青花帝国》。《青花帝国》采掘景德镇的民间传说和散落在史料里、口碑上的民间记忆。  江子是成长于乡村的散文作家,他对泥土有着天然的亲近,他的写作虔敬地匍匐在故乡的土地上,真切感知并深情表达着土地的经历和心思、感伤和疼痛。这样的写作姿态,决定了他终究要走进生长在大地上的传统,走进民间文化之林,走向由卑微的泥土升华而成的高贵的瓷。尽管作者声称“我跟景德镇八竿子打不着”,其创作走向却在情理之中。  景德镇的故事传说当时已成为一些作家的创作资源,因此,江子必须以自己独特的眼光端详乃至深刻审视它们。当童宾赴窑的传说与明万历三十年景德镇民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作者提出了质疑,质疑那只大龙缸是否存在,质疑童宾赴窑与民变的时间差,甚至质疑童宾赴窑的可能。它们成为神明,一定是有故事的,是和一个地方、一个行业的生活命运、历史遭际有关联的。俗神崇拜的信仰力量不仅仅体现为对于地方、行业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它总是大张旗鼓地彰显着民间的英雄情结,总是绘声绘色地述说着乡土的人类情怀,总是润物无声地播撒着传统的道德理想,这些价值取向通行于民间,对于人心有着巨大的感召力。  江子的质疑也引发了我对童宾赴窑传说本来面貌的想象。勇士贤人、名医良匠们的得道成仙,其“道”主要是一个“义”字,根本理由在于扶危济困的义举,而童宾,正如唐英所言“卒能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也”。至于童宾赴窑导致的所谓民变,很难说不是后人在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时所做的演义,或者说再创作。即便唐英对风火仙的再造,出发点也是高扬义帜,这在重义轻利、重道轻工的中国古代社会,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而作者在此作中刻画的童宾,能够“让火焰听从自己的律令”,是个有着特殊禀赋的把桩高师,是人人敬重的行业权威,他自然也应该是工匠精神的象征。不管作者对此是否有着清醒的自觉,事实上,他已经通过对童宾的描写、对童宾传说某些方面的质疑,给了读者以明晰的指向。这种指向在呼唤工匠精神的今天看来,有着不可小觑的价值。我想,这是江子此作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青花帝国》以史实为转盘和利坯刀,小心翼翼,却是用心着意地拉坯成器;以思想的烛照和大胆的想象为创作的钴料,青花的历史因此有了鲜活的内容和生动的形象。  以“皇帝的花朵”为通行证,作者竟然可以自由出入皇帝内心,仿佛那里只有瓷的知音、瓷的表情和瓷的万千气象。仿佛像个侦探,凭着出土的元青花和关于藏家的蛛丝马迹,作者居然追查到了元至正末年,查出了驸马都尉及其儿子,嫌疑落在那个因半蒙半汉身份长期陷于尴尬境地、在诗文与瓷器中寻找精神慰藉的儿子身上。作者长驱直入,追索到主人公命运之城即将被攻破的前夜,追索到他埋藏青花时的内心:“那是他秘密的国土,它远比给了他生命的庞大元朝更让他觉得温暖和亲切,而他是这一国世袭的国王。他唯有让它们免于破碎才会安心。”大胆的想象,为读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情势严峻的历史情境,也揭示了有着特定身份的主人公置身其中当然会有的心境。  是的,凭着有限的史料、实物和访谈,这种想象和揣摩显然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然而,读者绝不会去质疑皇帝们和那位藏家的内心真实与否,他们珍爱的青花是真实的,他们对青花的珍爱是真诚的,这就足够了,因为青花原本就“是我们民族想象的生灵,是出于美和信仰创作出来的用于崇拜的精神幻象”。  作者也倾情于青花,迷恋陶瓷文化和景德镇历史,他的珍爱和珍视,就是写作的窑柴和火焰了。他像所有的把桩师傅那样掌握好火候,甚至有像童宾那样忘我投入的精神准备。他说:“我采用了一种低温的、舒缓的表达,为的是配得上瓷的高贵和典雅。”于是,“我在书中用很轻的文字书写”。  江子为督陶官唐英写下这么一段有意思的文字:“仿佛是混沌的泥土,经过了淘洗、炼泥、拉坯、描画和煅烧,变成了一尊发出镇静釉光的青花瓷器,一件具有独特审美价值、适合被时间收藏的艺术品。”人成了有意义、有意味的青花作品,而太多的瓷器,被他的笔墨赋予了生命、个性和情感。在我看来,这是《青花帝国》最为突出的特色。  在这个帝国里,青花仿佛因为工匠的精神而鲜艳起来,因为画师的心血而生动起来,因为皇帝的膜拜而高贵起来,因为诗人的风雅而深沉起来,因为藏家的心机而神秘起来,因为使者的浩气而壮阔起来,因为瓷上的江湖风云而活色生香。  充满诗意的自然书写  □ 毛江凡 肖辉跃  傅菲专注于自然领域和乡村写作,新近出版的《野禽记》,引起了众多关注。该书写了40种分布在江西境内的鸟类,其中有蓝冠噪鹛、白鹤、中华秋沙鸭、东方白鹳、白腹隼雕、黄腹角雉等珍稀鸟类,也有白鹭、鸳鸯、画眉、红嘴蓝鹊、雀鹰等较为常见的鸟类。  为完成本书写作,傅菲进行田野调查十余年,走遍鄱阳湖、婺源、大茅山、五府山等湖区、山区。《野禽记》既是一本关注鸟类的自然文学作品,同时涉及大量的植物学、天文学、自然美学等方面的知识。作为散文作家的傅菲,自然文学写作并不是他的主攻方向。说到《野禽记》的创作初衷,傅菲坦言,一是深受自然文学经典著作的影响,二是与自己十多年来长期野外调查所积累的知识有关。  “我对自然文学写作是有过梳理的,我认为写好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必备三个前提条件:较为扎实的博物学知识、长期的野外考察、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书写。我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博物学,但对南方植物、南方淡水鱼、南方鸟类、南方山地哺乳动物,都做过深入考察,并积累了大量资料,还通过阅读专业书籍、求教专业人士等途径,获得相关知识和专业素养。”傅菲说。  傅菲出生于上饶市北部的郑坊镇枫林村,常居村中,对饶北河上游的生态和民生,做过长期调查。所以,笔墨多落于故土。之前,他写过一本植物书《草木:古老的民谣》。为什么会关注鸟类?傅菲称,中国的文人有写草木的传统,但鸟类却很少有人写。因为鸟类的一生是极其动态的,很难观察。文人只把鸟类作为一个抒情体或象征体去写,文学的鸟类与动物学的鸟类,相去甚远。目前书架上大多是鸟类图鉴、鸟类观察日志,这样的书籍更工具化。中国是一个鸟类非常丰富的国家,有非常多的特种鸟类和珍稀鸟类,却未诞生约翰·巴勒斯那样惠及千万读者的《飞禽记》。  在《野禽记》中,有大量有关鸟类的求偶、育雏、觅食,以及争斗的描述:比如雀鹰喂小鸟时小鸟的反应,黄腹角雉求偶时肉裙抖动的细节,白腿小隼亲鸟给离巢的雏鸟梳理羽毛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说是纤毫毕现,准确到位,现场感非常强烈。  观察鸟类,本身就有极大的难度。比如寿带鸟,需要偶遇,有时甚至是数年中才能偶遇一次。见到了,他就会一直默默蹲守。而最大的难度在于书写,文学作品避免雷同,写40种鸟类,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写。所以,傅菲在写不同的鸟类时,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方法,注入了自然美学,如对栖息地的描写、对山川的描写等等。  在《野禽记》中,写大嘴乌鸦的一个章节让人印象深刻。乌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祥之鸟,但在傅菲笔下,赋予了乌鸦全新的生命价值,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其在生态系统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文末的表述:“下了庐山,很少见到乌鸦了。乌黑无瑕的乌鸦,还真让我怀念。”简单一句话,是对乌鸦命运的担忧,也表现了一个作家的生态良知。  傅菲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大自然缔造出来的每一种生命,都令人敬畏。“乌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祥之鸟。”这是人对物种的文化评判,并赋予道德的力量。物种本身只遵守自然道德,而非尊崇人的文化与道德。我们应该尊重自然界的一切自然生命,剥除人赋予物种的文化评判。  而在写白鹤一章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当地人种藕留鹤。原则上,对野生鸟类,人类奉行的是不干预政策。人为投食,虽说是一种善意的补偿,但由此也会引发不少新的问题。对此,傅菲认为,白鹤越冬的主要栖息地在鄱阳湖,鄱阳湖因受气候影响,如果枯水期比往年提前,很多水生植物则无法生存,白鹤、天鹅等越冬候鸟就会出现食物短缺。有地方出现了义工种藕,给白鹤提供食物资源,种藕不属于投食,而是保持原有的食物资源。在物种出现生存危机时,人为适度干预是科学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关系到物种的延续与灭绝。  谈到《野禽记》这本书写作的意义,傅菲坦言一是为了传播鸟类知识,传递生态文明理念,还有就是唤起人们热爱鸟类,热爱自然。讲好鸟类故事,其实就是讲好美丽中国的故事。  散文的脾气是人的脾气  □ 周 颖  王晓莉的散文常常带来隽永感。她的语言平和冲淡,幽静深远,有陶风古意。在散文集《不语似无愁》里,我还找到了一些新的答案:她关注的是慢下来的此间的日常,是生活的本质,是人们在寻常天地里惯常忽视,或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部分。  卡佛写契科夫对他的影响:“不必写那些有着非凡成就和显著事迹的非凡的人……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诚哉斯言。《不语似无愁》中那些摹刻远方的丰沛灵魂的篇目当然也是好读的,但我更爱读作者讲述日常的文章。读她写一队闯进家门的蚂蚁(《卫生间里的神》)、写抚河边流浪者面对一个苹果的善意时“跳了起来”(《在抚河身边》)、写善眠者对一切的修复和失眠者如同一只空菜篮漂浮水上的孤苦之境(《眠》),写南昌人日日途经的十字街废墟和子固路上一个悲伤钝重如雷的母亲,写一颗土豆、一根烟和一只乌鸦……跟随她观察身边世界的眼光,读者限时拥有了孩童般发现微观洞天的妙不可言的眼睛,拥抱了仿佛突然慢下来一倍的高密度时间,发现了更多平凡生活里的动人景致,并收获了与之相匹配的平和心境,这当然是写作者的核心魅力所在。我太喜欢她与万事万物都聊上一会儿天的模样了!  写身边难,在熟悉的风景里读出幽深意蕴和开阔天地更难。比如《弟弟的树》一篇,实在具备了上乘散文该有的全部气质。她写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却只写弟弟身后留下的金橘树和散尾葵,写满室明亮的光线和他留在世间的一张“注意关煤气”的小字条,写经由灰尘一般寻常的日子里,那些因他的离去而悄然改变了面貌的家中亲人间的氛围和讳莫细节。字字清淡,字字间有珍爱。我把那薄薄几页拽在手里反复摩挲,脑子里跳出了几句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这不是我这个年纪的人惯有的体会,是好的书写将读者带去了更远的地方。  她捕捉那些幽微难寻的气息,在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次次伸手抓住它们。她写一株茶梅树果实的突然爆裂,慢扯住“快”的衣襟,战胜时间,慢中方见日月长;写好电影让光坦的心突然起了一地叶子,不愿意有新的树叶覆盖此时的缤纷;写奔波的灵魂抹掉脸上一把灰,低下头来也有心静如水的片刻。也时常思索和探讨生与死、轻与重的哲学命题。她写电影《与外婆同行》,“人活得再久也是要一个人回家的,这没有什么”;她写候诊区普通人之间的恻隐之心,和一对听天由命的异乡夫妻周身仿佛装了消音装置,苦难的不同分身在人间逡巡。  作家独到的品评眼光还带来了登高之博见。她写伍尔夫,“即使白天,她也是个夜色弥漫的女人”;写作曲家武满彻,“他没有什么可掩饰的。他与天地、与众生、与自己的关系,在他脸上写得清清楚楚”;写史铁生,一个智者如何面对他不断地丧失,从丧失中获得开始和恒久的升华;写塞林格和E.B.怀特们“他们文字里的气息是幽静的、结实的,不容易生也不容易死的”;写小津安二郎,说只有他的电影里有不紧不慢的、雕像一般不可更改的、徐缓而迷人的速度……经由她的庖丁解牛,艺术家独特的气质或内心的经纬更清晰地敞开在读者面前。要不古人说君子游必就士呢,与智者同行的读者,也能嗅见一整座花园落英缤纷的香气。  是带着这样生怕立马就没了的心情,我的阅读由不得我,自己生出来一种慢慢地、一篇一篇品尝的节奏,一本15万字的散文集,竟翻了两个余月。仿佛不这么做,会怠慢了一颗怀抱绝不与人争锋理想活于世上的洁净的心。  散文是最敞亮的文体,写作者的性情、格局、学识和趣味在它面前无所遁形。也因而,好的小说家未必写得来隽永的散文,至诚至真的写作者,却最能行散文的远路。散文的脾气终归是人的脾气。  礁石的道路  □ 周 颖  范晓波的自然书写独树一帜。一个不常在春风田野中行走的人,是用不出那么生动的比喻、留存不了如此敏感的嗅觉的。他擅长捕捉和辨认复杂的气味、静物和声响,并把春天的质地递到读者手心里,从其散文集《夜晚的微光》中可窥一二。更重要的是,他按一种内心的生活方式,把对四季的喜爱融入了生命实践,因而对春天的追逐成为他心灵自传的外化,这让他的春天和田野书写兼具朴素的直觉和丰沛的情感。  “那种四野除了雨声和心跳什么声响也没有的静寂,那种春雨轻柔地飘溅到面颊和手背上的温润,它们在我心里的位置,并不比一座桃园低多少” “这也正是它的好处,好得隐蔽,好得清静,好得貌似一点也不好”“这让我对野洲的忠诚更深了一层。对于我,它也越来越像是一种精神的场”……景色里浸润着心灵的真诚感悟,心灵则常常以诗歌的面貌出现在他的风景描写中,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鲜少见到有人对春天用情之深至此。对春天的追逐,让猎猎激动的情绪常常如稻香弥漫在他的行文间,也让他的赤子之心留存得更为长久一些。  除却对四季的想念、对自然的多情,故乡和县城书写是《夜晚的微光》里的另一个主题。在本书第二辑“夜晚与生长”中,他一次次“出走”,试图开拓和延展日常生活的边际。他自认是县城的孩子,他的文本一直呈现出对都市和主流生活的疏离感,“县城——都市”“故乡——他乡”成为他丈量世界的一组组紧张拉扯的坐标。他一次次走向长大的乡野和县城,向内心开掘,反复沉入旧城市里探寻生命的意义,回乡的过程即是精神还乡的过程。“以长江类比,县城是沱沱河,祥环(注:作者老家)则是各拉丹东雪山”,在《带你去故乡》一文里,他像泥沙袒露在浅滩,袒露着对故乡的缠绵;“这些年我在泳池里做到的其实是与自己对话,借助水,不断潜入意识的深处,让狂躁绝望的自己与安静淡定的自己谈判媾和”,在《交给水》一篇中,他书写了这样一种日常生活里物我两忘的状态。  阅读《夜晚的微光》让我想起小说家毕飞宇。两个迥异且遥远的写作者身上其实有着相似的气息:怀旧,是他们写作的共同主题之一;童年和20世纪80年代都深刻地塑造着他们的审美、情感和写作意旨;事实上,或因为年龄或因为写作起步时间,他们都并未真正意义上成为20世纪80年代浪潮里的一部分,但理想主义的余晖依然在他们的精神世界照耀出足够的光亮。具体到范晓波这里,时代既是再无故人的外婆家——柘港祥环村和剑道弄12号,也是他没来得及历经的那个年代,那是他在青少年时期以旁观者的热情目光无数次抚摸过的年代——理想主义高悬,物质生活尚未到来。在惘惘地怀旧的思绪里,他的故乡和县城书写闪烁着忠于自身感受的光亮:守护生命的尊严,不对现实乞降。因而,他的写作里有一种纯粹而不屈的诚实。  而不论是自然书写,还是故乡书写,二者统一于他情感和美学的故乡。这与范晓波的文学观有关:他践行着一种“高耗能低产出”“在一手生活经验里炼金”的散文写作理想,尊重情感天然自由的流向,强调纯美自由的诗心应该有包容的世俗心作依托。正因如此,他用难以想象的坚守在散文写作中贯彻一种优雅和警觉,坚持写散文须得融入丰富而复杂、真实而痛彻心扉的生命体验。这样的创作节奏,和他所追求的“和时间一起打盹的生活方式”相契合,也自然是慢的。  在《南昌的孤独与爱》一文中,范晓波问:“为什么不能像礁石一样在时代之外去寻找幸福的坐标?”些许的生命阅历让我明白“礁石”并不只是一种静态的身姿,而是历经过钝痛、纠结和焦虑摇摆后的动态的坚守。礁石也曾路过踌躇满志,路过困顿怀疑。我私以为,“礁石”这一意象,和他对散文写作理想的躬行是相吻合的,也能一定程度上传递他的人生观:把诗心的超拔、浪漫,同世俗心的务实、宽厚冲兑得比例恰当。  范晓波以笔以心蹚出的礁石的道路,是钢铁的不屈,更是文学的勇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