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共有代表1226名，代表的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上海市选出 63名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为大众所知的是，最初分配给上海工商界4个全国人大代表专项名额，但最后实际产生5位代表，突破了名额限制。作为被推荐的候选人，爱国实业家、同样来自棉纺织行业的荣毅仁与刘靖基被反复比选、讨论，最终双双当选。
时间回到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召开由人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基层选举工作于1953年3月开始。按照规定，上海市先由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下文简称上海市协商委员会）协商酝酿产生候选人，再提交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产生正式代表。上海市协商委员会迅速组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组织分头推荐人选，开展初步摸底，并提出了准备协商的名单草案。
当时，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同时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1954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作为上海市协商委员会主席的陈毅出席并主持协商委员会会议，对名单开展多轮协商，逐界别权衡人选、平衡名额结构，这次协商会留下了一段统战佳话。
后来长期在上海市政协工作的顾名奋，担任当晚协商会的会议记录工作，他在回忆文章《“名单学”上的文章》中记述，会议由上海各界代表性人士参加，会议分发了准备协商的名单草案，人手一册。
当晚的协商进行得很顺利，一个界别一个界别的名单依次讨论通过。在讨论工商界代表时，碰到了难题。按照原定的名额分配比例，上海可产生4位工商界人士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过会上反复讨论，一再筛选，最后大家认为有5位工商界人士都有充分代表性，具有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查询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可以看出，上海市最终当选的5位工商界人士代表分别是胡厥文、盛丕华、刘鸿生、荣毅仁、刘靖基。彼时，胡厥文是民族机器工业领军人物；盛丕华为上海工商界元老，兼任上海市副市长；刘鸿生横跨火柴、煤炭诸多领域，是知名实业巨子。这3位因各有特点，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认可，难点落在同样来自棉纺织行业的荣毅仁和刘靖基身上，要在两人中取一舍一，二选一的难题出现了。
荣毅仁是无锡人，刘靖基是靖江人，都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杰出代表，同为上海纺织业巨头。荣毅仁时任申新纺织总管理处总经理，同时担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靖基任安达纺织公司总经理，为民建会员、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荣毅仁在上海拥有多家棉纺厂，且在南洋一带颇具影响，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刘靖基在上海解放前夕从香港返沪，坚定留在国内发展实业，1950年，他克服外部封锁，把此前在瑞士订购、存放香港的纱锭与设备陆续运回上海，投入66万美元，在浦东兴建安达纱厂新厂，全力扩大纺织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持新中国经济恢复。上海解放后，荣毅仁、刘靖基都积极参加政治协商活动，做了不少社会工作。参加协商会的同志都感到，两人都具备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和条件，舍弃任何一人都十分可惜。
协商讨论进行得非常认真，时间飞速过去，不觉已届午夜时分，大家都在盘算这个难题如何解决才好。据顾名奋文章介绍，这时候有位工商界人士、也是位年长的知识分子诚恳提出建议：是不是可以把工商界代表的名额从4人增至5人？只是这个问题牵涉较广，也许不是上海所能解决的。参会的很多人听了点头称是，大家又把目光投向了主持会议的陈毅身上。最终，陈毅从容开口：好吧，我看可以。在今天会上，我们先把5位都定下来，这是大家经过再三协商讨论得出的结果。当然，最后究竟如何，要报请上级决定。
后来，经批准，上海工商界代表名额由4名调整为5名，5人全部进入提名名单。同年8月，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依法投票，正式选出上海63名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荣毅仁和刘靖基都当选了。
这场午夜协商，是新中国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的生动案例。代表遴选不只考量实业家的行业影响力，更看重爱国立场与建设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上海63位代表中还有郭棣活、蒉延芳、项叔翔、胡子婴、汤蒂因等多位拥有实业背景的人士，他们分别经由归侨、妇女界、金融、民主党派、无党派等渠道遴选产生，并不占用工商界这5个专项名额，体现出代表遴选兼顾行业、性别、社会身份的统筹思路。
（本文参考中国人大网、上海人大网站相关文章及《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