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是一位快80高龄的老先生。于我而言，他是我同村的长辈叔叔、我的老师、我的校长。在这些称呼中，我最习惯的还是称他“老师”。
那年我17岁，嫩弱得像那“双抢”农时田里的秧苗。第一年参加高考，我以二分之差落榜了，闷在家里不敢见人。那天月夜，老师从乡里的学校踩着单车来我家了，车铃声一直响到家门前生产队的打谷场边。老师与父母亲站在场边说话，很长时间的交谈中，我只听见了最后一句：“再给孩子一次机会，有困难我们一起克服。”于是那个漫长的暑假之后，我又背起书包回到了学校，成了他班上的补习生。
老师是我们补习班40多个学生的班主任。他带着我们一群泥腿子家的孩子再次冲刺高考，每日天蒙蒙亮就站在教室门口，看我们一个个睡眼惺忪地走进教室，有时还拍拍我们的肩膀。我们都很享受他这样的拍打，因为这是无声的鼓励。他胃不好，常年揣着药片在口袋里，可讲起课来却有声有色，讲到重点时，他教鞭敲得讲台砰砰响。
第二年夏天，我们班考出了轰动全县的成绩，几十个农村孩子大都改了命。可我由于偏科厉害，终究还是差了十几分。发榜那日，老师没回村，我躲在家里也不敢出门。第二天，他来我家了，看着我，沉默许久，只丢下一句话：“路还没断，拐个弯，还有别的路。”
路在哪里呢？无奈之下，我选择了逃避。跟同村一个哥哥去上海学起了木匠。一个多月下来，遭遇很多不顺。于是，我给老师写了一封信。当时正是学校教师严重缺编的年代，原来高中撤并之后，到邻乡高中任教任职的老师很快回复我，到学校来吧。
经过了一番波折，就在国家设立教师节的第一年暑假开学，我终于做了代课教师，教初二语文。记得我站在讲台上的第一堂课，手心全是汗。不知他什么时候坐在了最后一排。下课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翻开他的听课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批注：“这里语速有些快了”“这里是重点，要特别强调”“提问后要等三秒”“板书课前就要考虑好布局”——细致得像个绣花的匠人。
老师知道我的功底，为了排除其他教师的顾虑，就把他的女儿放在我教的班级。一个校长，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代课教师，这该是怎样的信任啊！这沉甸甸的信任，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我不敢有一丝懈怠。于是，我拼命读书备课，语文教学也日日精进。代课第二年，在全县语文教学活动中，我在城西中学借班上的公开课，拿到了一等奖。拿着获奖证书带回学校的那一刻，他看着我微微颔首的神态，至今难忘。
一年之后的年底，学校建了当时全县农村学校唯一的教师宿舍楼。学校决定三楼全部分给年轻的教师夫妇。我想，我是学校唯一的代课教师，妻子是文印室临时工，轮得到我们吗？教师会上宣布名单时，我们的名字赫然在三楼之列。散会后我将信将疑追问他，他摆摆手：“你们也是老师，怎么就不能住？”那一刻，一直有着“低人一等”心态的我受宠若惊，看着老师，差点流出眼泪。
搬宿舍那天，他上楼挨个巡视。到了我的宿舍，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原来宿舍搬来的那张旧木板。他看着木板，眉头皱起来。我搓着手说：“将就将就吧，新买大床太贵了。”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长辈的心疼，更有校长的郑重：“床不好，睡不踏实，白天怎么站讲台？”
说完，老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大面额钞票给我。我推辞，他板起脸：“别啰嗦，算我借你的，好好教书，日后还我。”说完，老师就离开了。那晚，我和妻子对坐良久，她说：“咱们这辈子，遇着贵人了。”
老师后来先后调去县城最好的高中工作，后又在教育局任职，我与老师的交集少了，但彼此的联络没变。特别是每逢教师节，我们都会互相祝福。
时光荏苒。如今，老师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我也很少与他有线下接触。可我在微信运动里每天看到，那雷打不动几千步的数字，记录着他老人家一生坚守的自律。每个清晨，我的手机会准时亮起他发来的问候，我回复过去时，眼里仿佛又看见那个每天清晨站在教室门口等我们进教室早读的老师，那位站在学校操场上迎候我们晨练的校长。
前几天刚开学，我收到了一个学生的电话。他说：“老师，向你汇报，我今年研究生毕业，已经应聘到学校上课了，教高一。老师，提前祝你节日快乐！”
放下电话那一刻，我突然想起，继而会心一笑。从40多年前直到今天，每年这个时候，我也会跟老师互发微信。今年也提前一下——
恩师陈正龙，我们同祝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