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剑
芭蕉，蛮艺术的。宋朝的蒋捷在《舟过吴江》时，说了八个字：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之后，书画家们就一直拿它作为创作的题材。于是，厅堂之上银字笙调，心字香烧。寻常的草本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承载了多少人的记忆。
第一次见到这诗意画时是早年间的事了。我们到南京拜访忆明珠。老先生诗文书画了得，和汪曾祺、贾平凹、冯骥才被尊为文坛“四大才子”。他的书房里就挂了一幅他自己画的“绿了芭蕉”，形态娇俏，春意呼之欲出。有点遗憾的是画面只是墨色浓淡，并不带彩。设色要靠赏画人自行脑补。
芭蕉的颜色我是填补得出的。
我上高中的时候，老师的宿舍外面栽过一株。起初，不知道是啥东西。只觉得它的绿绿得很嫩，绿得很鲜，绿得要朝下滴色。一时惊为“天人”。于是，每天的课间操时段，我们拐弯绕路都要去看它一眼，顺便在心里刷一层绿。几个不注意，芭蕉居然长成树那么高。叶子迎风摇曳，柔如无骨，像极了样板戏里跳着的芭蕾名家。这扮相，这体格在我们这一带真不多见。
芭蕉长在外面，360度都能欣赏。眼里只有它也可，其他人文与之搭配也行。最好是穿着红运动服的谁谁从它身边走过，脑子里就有高阶的画面定格，上作文课时可以回放、闪现。随处都是青春的闲笔。
长在外面的芭蕉，总有点公共的感觉。一点没有“我的”概念。想到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场景，便觉得杜工部借窗取景的角度新颖。在外面看西岭的雪无边的大，有个窗框的限制，便能裁剪出更个性的东西挂到心里，立马成就了“我”的感觉。此处想到有个词：“即心即佛”，好像“即心即美”也说得通。想得美不等于做得到，最终也没机会到老师的窗内看那棵芭蕉。
忽一日，父亲在我的窗外也栽了棵芭蕉，不几天，它就和我们老师窗前的一模一样。当然，我也可以360度地欣赏我们家的芭蕉树。只是画面里，不会出现穿红衣服的谁谁，也没有老师那木纹斑驳的窗棂。能看到的是芭蕉叶旁，挑着粪桶的母亲，还有我的窗户上生锈的铁条。不违和的是芭蕉的背景是我们家土坯的茅草房。新绿与土黄，诉说着时空的古风新韵。一抹绿，一色牵起春夏两季。
夏天的雨说来就来。雷声滚过，雨点就齐刷刷砸了下来。雨好像比往年的大。砸在芭蕉叶上腾起一层白雾。雨中芭蕉，能看穿还是不能看穿，好像都不对。倒是耳朵能听到大自然的微妙。想起了诗句“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便一心一意等着夜色的降临。可夜里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有，失望爬上心头。想起录音机的卡带上，广东音乐里有“雨打芭蕉”的民乐合奏，快进到点位。我调动所有的想象，努力寻找雨中芭蕉的形态。丝竹与消暑，弹拨与雨声，加花变奏与蕉叶婀娜，小细轻雅与纯净秀美。雨打芭蕉原来应该是这样的。
风雨大多数时间是一道的。芭蕉扛得了雨不一定顶得住风。风一股股吹来，芭蕉叶移形换影，顺势卸力，也把自己搞得蓬头垢面，像个失宠后撒泼的妇人。叶柄扛不住断了，叶脉扛不住散了。把断了的芭蕉叶柄剪下来，发现叶柄是由一个个气泡堆叠起来的，像芋荷的杆子。“怪不得嘞。”大家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争先恐后地说着芭蕉的空洞和弱不禁风，绝口不提“劲风似刀”的存在。
芭蕉本不应该在我们这里存在的。它是热带草木，果实小而细腻。温带地区往北也可栽种，只是气温低了就不结果。没有温度就不结果，也好理解。人失温时缩头缩脑，树失温时果实变小。屈原写过《橘颂》，“后皇嘉树，受命不迁”，一棵值得夸奖的树，不肯栽到淮北，栽到不暖的淮北就变种。如此比较，看来还是芭蕉好说话，南北都有。它以一己之力扛下所有，形不变，心不变，照样为人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看高芭蕉的还有吴承恩，他的《西游记》里铁扇公主的法器是芭蕉扇。一扇下去山火熄灭，风调雨顺，吴先生大格局，不拿果实说事。神话自然不足为凭，可每年这个时节，我都把这些元素捋一遍，把赵老先生家的“绿了芭蕉”补个色，校里、家里的芭蕉刷层绿，听几遍雨打芭蕉的声响。以此作为我心版上的音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