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靖
《恨不能要嫁十个郎》
一个鸡蛋两个黄，一个大姐恨不能嫁十个郎。
大哥哥做县知事，二哥哥开小钱庄。
三哥哥学把式，四哥哥是木匠。
五哥哥是道士，六哥哥是和尚。
七哥哥卖烧饼，八哥哥卖生姜。
九哥哥卖布匹，十哥哥是种田郎。
打官司告状有县知事，用掉银钱有钱庄。
打架可靠拳把式，冲掉大门有木匠装。
唪经礼斗和尚去，拜忏念经道士当。
小孩要哭有烧饼吃，奶奶肚痛有生姜汤。
没衣穿有卖布的做，没饭吃有种田郎。
——摘自《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靖江县资料本》
“县知事”，民国初年的县级行政长官，由清代知县演变而来，设立于民国元年（1912），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称为“县长”。由此推测，《恨不能要嫁十个郎》产生于民国年间，或者说取材于民国年间的乡村生活。
初读这首生活歌，以为戏谑，一笑置之。可是，当我阖卷沉思，发现质朴稚拙的歌词，掩盖着无助、无奈，浸透着苦涩、酸楚。
“恨不能嫁十个郎”，这个大姐绝非待字闺中、涉世尚浅的大姑娘，而是饱经风霜的村妇。历经屈辱、困苦，对命运的不公，发起抗争和呐喊，一个“恨”字道出无数苦苦挣扎在底层的贫妇的艰辛和愤懑。
民间有言:“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位民间歌手嫁了个没用头丈夫。人前低眉顺眼，挺不起腰杆，没得男子汉的血性，只会闷头出死力、干死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拼死拼活忙一年，只落得一家老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奶奶肚痛，连买生姜熬汤的钱都拿不出来。更甭说请和尚道士做祈福禳灾的法会。更可气的是，与无赖为邻，常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乌烟瘴气，冲门砸物。这位家庭主妇忍无可忍，便到县政府告状。谁知漆黑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理无处说，有屈没处申。日子过得要多憋屈有多憋屈。千错万错，只怪嫁错郎。
别以为这是合理想象，演绎歌词。错！这是旧时乡村社会严酷而无情的叙事。邻里之间，哪怕是同姓族人，表面一团和气，骨子里斤斤计较，想方设法占邻居的便宜。比如给自留地理墒沟，理着理着，便悄无声息地削人家的菜畦，不多，也就那么一寸两寸。再比如，在宅基地合界上栽树，有意偏那么一点点，待树长大后，理直气壮地以树为界，处心积虑地侵占别人的陆地。自留地是命根子、宅基地是祖产，岂可任凭他人蚕食。而偏偏那个爱占小便宜的，人凶力气大，无理搅三分。说又说不过，打又打不赢。只好找干部评理。新社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干部们一般会秉公调解。而在贪赃枉法的旧时代，即便对簿公堂，也讨不到公道。在农村还有个现象很普遍，谁家儿子多、人丁旺，谁家便人多势众，无人敢惹。谁家门庭零落，尤其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大多只能忍气吞声度时光。直至20世纪80年代，我回家时，常听母亲说：“小脚老八十（靖江方言：老妇人。）又挨打了。”“小脚老八十”是个苦命人，丈夫、儿子先后舍她而去，媳妇改嫁，未留一男半女。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妪，自然是无力自卫。
这就是旧乡村的日常，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一个人善被人欺的底层社会，对于一个心高命薄的村妇而言，认命但又不甘心，于是，怨极而脑洞大开，展开想象的翅膀，恨不能要嫁十个郎。
“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婚俗的变迁是相当猛烈的。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婚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不仅提出‘婚姻自由’的口号，而且提出了‘废除婚制’‘婚姻革命’的主张；二是婚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纳妾制受到猛烈的批判，一夫一妻逐渐成为主要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三是婚姻日益自由，包办婚姻逐渐减少，自主婚姻增多，离婚案件增多；四是婚礼趋向简化，形成了一股新式婚礼取代旧式婚礼的大趋势。”（摘自《中国民俗史?民国卷》）在这么一个社会变迁、礼俗嬗变的大背景下，“一个大姐恨不能嫁十个郎”的梦想与追求，颇具新潮而浪漫的意味。
然而，倘若站在那个时代深陷生存困境的村妇的立场上，发现这奇葩之思，一点也不浪漫，而是现实得很。且看大姐对十个郎君的诉求。除了因恶邻相欺，怒极而想高攀县知事之外，其他并无奢求，只想过平淡而安稳的日子。孩子哭闹有烧饼哄、奶奶肚痛有姜汤。要是有人打上门，拳头把式自卫，木匠哥哥修门。二哥哥开钱庄，特别强调是“小钱庄”，够一家吃用开销就行。而且，十个哥哥由种田郎兜底，确保有饭吃、饿不死。可悲的是，所有这些最低需求一个也不能如愿以偿。既然世俗世界毫无希望，只得转而求助神灵赐福。但做法会也得有人有钱，于是有“五哥哥是道士，六哥哥是和尚”之说。凡此种种，善良本分的小大姐心里明镜似的清楚，这是虚妄而不真实的。所以别具匠心地用虚假的“一个鸡蛋两个黄”兴起。
旧时的女人，婚姻是唯一的未来和寄托。一女想嫁十个郎，算是她自己的一种美好憧憬，以“花心”点燃希望。尽管这种希望荒唐而不切实际，有，总比没有强。至少在心理上可以自我抚慰，让人生的暗夜闪烁丝丝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