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
汪海粟（1912年1月~1993年5月），原名汪珊，曾化名王剑心，是一名从靖江走出去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一名经历过皖南事变、并逃出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战士。汪海粟1925年春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生时代，从高小、中学到大学，多次参与和领导学生界救亡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受上海党组织安排到浙江开展工作，任浙南特委书记、浙江文化界党团书记。1939年转入军队工作，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皖南事变后辗转到苏中根据地，历任县长、县委书记、专员。渡江战役前，任华中行署秘书长，同时代理华中工委宣传部长；渡江战役后，任苏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1952年至1958年调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58年后蒙冤降职。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先后任江苏省计委主任、江苏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
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部署开展审干，全面审查干部政治历史，汪海粟在1955年向审干部门报告了皖南事变中被捕及在上饶敌狱斗争的前前后后，他在报告中说：“我历史上被捕，只是皖南事变一次。在这次过程中，阶级立场是坚定的”。江苏省委经过调查后给出了审查结论，认为汪海粟“向党报告的情况属实”。“文革”期间，汪海粟被污蔑为叛徒，后经过专案组历时5年的调查、审查，汪海粟的“叛徒”嫌疑终于被排除，1972年组织上为他作出了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此后汪海粟重回工作岗位。
今年，距汪海粟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及逃离上饶集中营已经85年，谨以此文回顾他在战争年代的英勇事迹，铭记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诚。
皖南事变突围中不幸被捕
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面驳斥这种无理要求，一面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到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一个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汪海粟在向审干部门递交的报告中记述了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及被俘的经过。皖南事变前，汪海粟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1941年1月12日，皖南事变已到紧急关头，汪海粟奉命下团作反总攻击的动员。13日作战到黄昏，汪海粟随三团二营突围。突破几道封锁线后，营长高林风不知去向，汪海粟和三团敌工科长陈子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等整理部队，继续向包村（注：包村位于安徽省泾县茂林地区，是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围攻的重要据点之一）前进，又突破了敌人几重封锁，当时只剩几十人。汪海粟与陈子谷为中间掉队者隔断失散，迷失方向。到14日天明只剩十余名士兵和勤杂人员，乃分散埋伏。汪海粟掩藏在一户人家屋后山脚下，疲困已极，昏昏睡去。14日中午时，汪海粟被当地一坏分子及国民党军拉醒，遂被俘。
被俘后，汪海粟被解至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与先后被俘的新四军士兵关在一起。在向上饶押解的途中，汪海粟遇到丁公量（1921年10月~2017年3月，浙江省定海县人，时为新四军教导总队特派员），以后一直在一起，并一起逃出。汪海粟回忆，在解送上饶途中，敌人看押并不严，本有逃脱机会，因地形不熟，敌情不明，下不了决心，加之考虑到愈向南走，愈接近江浙边境，逃出后容易找到地方关系，以致错过了好些机会，而敌人看守愈来愈紧。
狱中谋划“中秋暴动”未果
在上饶集中营，汪海粟是以修械所技师面目（化名王剑心）出现的。初期由于只想个人逃脱，同时对周围同志态度了解不深，他没有敢展开组织活动。几个月后，估计敌人已知道他的面目，同时感到个人逃脱的机会很少，在敌人面前，他的态度逐渐公开起来，敌人找他麻烦时，他都采取了严正的态度。比如，敌人要汪海粟读报给大家听，他就公开分析当时国际国内有利于我国抗战的形势。如讨论人生观时发言时，汪海粟就狠狠地讽刺敌人一番。大概敌人看到汪海粟在里面对其他同志影响很大，就将他绑至茅家岭监狱。两个月后，集中营重新编队，汪海粟被从一队编入到所谓最顽固的“三队”。
丁公量也被编入“三队”。丁公量在回忆文章中记述：“我们这批‘顽固分子’被集中到新编的三队以后，大家深感到要尽快成立党组织加强领导，与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家利用上大课和集中会操等机会秘密联络，通过秘密联系，建立了3队的秘密党组织。汪海粟和丁公量因为原来是一队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而参与了三队党的领导。三队党组织在一对一的个别联系下秘密开展工作。在这期间，汪海粟曾写了分析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与坚定同志们斗志的宣传品等传播出去，并与丁公量等一起开展暗中教唱革命歌曲，与敌人开展巧妙的斗争。
丁公量回忆，“虽然我们进行了各种斗争，但是敌人的残酷折磨和夜间用刑愈来愈疯狂”，“一个月下来，同志们反映不能再这样任人宰割了，要求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家等待党组织的决策”。丁公量与汪海粟交流后，提出了暴动的想法。经过秘密联络，党组织决心以暴动来彻底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争取抗日的自由，“挣脱牢笼枷锁，返回抗日战场”。秘密党组织曾酝酿了两个暴动方案，后根据形势研判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由三队单独暴动，时间定在中秋节（当年的10月5日）深夜。
然而，因叛徒告密，三队秘密党支部酝酿的中秋暴动流产。汪海粟在给审干部门的报告中写道：“1941年10月，可能因策划暴动事泄露机密，在发动前一日，丁公量与我，先后被拖到山后毒打一顿。我去时，丁公量已被捆倒在地，我也被捆倒在地。在大棍与刺刀毒打毒刺下，我们没有供出一句什么话来。毒打后我们被送往‘大队部’，同囚禁到一谷仓里。两天后，又同解往茅家岭。两人均被上了脚镣，关在另一家谷仓里。敌人以半个班的人，轮流看守我们。”
逃离集中营辗转到苏中根据地
“中秋暴动”未果，汪海粟和丁公量的处境更加恶劣，敌人对二人的看管更加严密。汪海粟对丁公量说：“这次可不同了。过去只是关到茅家岭监狱，最多关关铁丝笼，这次却上了脚镣，看来是决心解决我们了。”汪海粟分析，敌人将汪海粟、丁公量关在一个村子里的谷仓里，“是怕我们在茅家岭监狱里又去煽动暴动，再着是想隔绝我们和大家的联系，使大家不知我们两人的去向，也便于他们秘密杀害”。
在狱中，汪海粟和丁公量估计敌人将继续用刑或杀害自己，二人抱着“不能等死、拼也要拼出去”的念头，开始想办法逃脱。第一步，是解决仓板问题。二人以谷仓封闭“人要闷死了”说服看守抽掉了仓门最上面一块木板。第二步是解开脚镣。他们巧妙地用皮带上的铜圈，把镣上的钉子拉活动了。第三步是趁看守不备，伺机逃出。汪海粟记述，“在第四天（10月14日）的黄昏，趁着看守班出差，而看守的一个小伙子出外买灯油的时候，我们把脚镣抛开，仓门板推上去跃出来了”。
出了屋子就是起伏的山峦，汪、丁二人跨山向东南方向奔去。半小时后，敌人枪声大作，电（筒）光四射，许久未停。但是敌人并未追上。
脱逃后第五天，两人到达福建境，又被顽镇公所捉去当壮丁，解到蒲城。汪海粟装夜盲，检查体格不合，被放走，丁公量被留下当兵。一个星期后，汪海粟到浙江丽水，找到了农民同志的关系，又找到了在国民党的建设厅做技师的二哥，休息下来设法营救丁公量，等了一个月无结果。汪海粟在身体复元后，于12月初通过哥哥的关系离丽水，经金华、诸暨、萧山到杭州。从日寇统治区化妆为商人，转车到上海，乘轮回苏北。1942年1月4日，汪海粟到达苏中三地委。由于先前回苏北的同志的证明，苏中区党委很快批准恢复汪海粟的党籍。这之后，汪海粟就留在苏中地区工作，直到渡江战役后到苏南工作。丁公量被留在壮丁队，又受了许多折磨，编到新兵连后才伺机逃了出来，直到1942年六七月间才辗转回到苏北新四军军部，不久后，被分配到浙东新四军工作。
关于汪海粟和丁公量从狱中逃脱及辗转重回根据地的经过，远不是本文所述这么简单、轻松，其中几多艰难、几多惊险，今人难以想象。阅读汪海粟和丁公量对狱中战斗的回忆记述，从中既看到两位新四军战士的机智、勇敢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也感受到两人之间的革命情谊。
（本文参考《新四军人物志》《汪公海粟》《汪海粟上饶敌狱斗争综录》及《上饶集中营越狱追记——生死之交忆海粟》《新四军战俘如何从集中营“越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