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靖
缘分真是神奇。学者如车锡伦者，执教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山东汉子，因宝卷与靖江结缘，倾心用情大半生，成就一番事业和荣耀，结交一批靖江乡贤与佛头。
1984年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在民间发现“靖江讲经”，欣喜地与车先生分享。以此为契机，先生如同一位拓荒者，开始在靖江宝卷这块处女地上，不辞辛劳地开垦、发掘。
当时，宝卷还没摆脱“封建迷信”的魔咒，恰似炉内的烤山芋，好吃而烫手。不可能及时立项和争取科研经费。先生出于学术良知和学术勇气，自主选题，自掏腰包，一头扎入靖江的乡野之间，听讲经、访乡贤。吃住都在做会讲经的斋主家，或者佛头家。断断续续20多年，第一次对靖江宝卷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田野调查，先后写出《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江苏靖江做会讲经的“醮殿”仪式》《江苏靖江做会讲经的“破血湖”仪式》等调查报告。一经发表，声名远播。中外学者纷纷来靖江考察。他们视先生为靖江宝卷研究权威，无不以有先生陪同为荣，而先生在陪同他人的同时，自己也一次次深耕田野。2008年9月，先生与青年学者陆永峰合著《靖江宝卷研究》，共计九章36万字。“揭示靖江宝卷发展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描述靖江宝卷的发展过程与基本类别”，重点突出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一是宣演、仪式研究”。（陆永峰 车锡伦著《靖江宝卷研究》）
曾一度自生自灭、籍籍无名的靖江宝卷从此进入学术视野，走出靖江，走向世界，车锡伦先生功莫大焉！
数十年间，以调查研究靖江宝卷为发端，先生以开拓者的勇气与学者的坚守，构建起“文献整理——理论研究——田野实证”三位一体的宝卷研究范式，将宝卷研究提升至全新的学术高度。其论著《中国宝卷研究》荣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手捧沉甸甸的《中国宝卷研究》，先生念念不忘曾为他提供无私帮助的靖江同道。得知佛头挚友陆爱华、赵松群已经作古，不胜痛惜。2014年11月25日，先生偕夫人，推着轮椅（夫人坐）、拄着拐杖来靖江，给两位故交的后人题签赠书，并亲赴陆爱华墓前祭奠。
坟前，纸钱在火光中飘逝，一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一手捧着一本书，一手拄着拐杖，对着坟墓说个不停，像是在与人交谈，神情一会儿是喜悦，一会儿是悲痛……
半个小时之后，老人起身离开了坟地，三步一回头，两步一招手，口里不停地说着：“老弟，你先在那边讲经给人听……”（黄靖著《解读靖江宝卷》）
其情其景，催人泪下。先生不愧是靖江人的文化知音。
早年，先生来靖江，常去宣传部，与我有数面之缘，但无交集。吴根元等老一辈靖江民间文艺工作者，常在我面前提及先生，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心头不由得升腾起敬仰之意。先生乃学术大家，高山仰止，不敢造次。即便退休后移情宝卷，也不敢贸然登门请教。直到有一天，单位转来一封来信，才有机会一步步走近先生。
原来，《泰州日报》记者邀先生开设“宝卷专栏”，提及拙作《宝卷笔记》，先生嘱其寄一本，阅后当即来信：
黄靖先生：
上月，《泰州日报》某记者，来寒舍，约写靖江宝卷的稿子，本人因无暇再谈宝卷，没有答应。送她一部《靖江宝卷研究》，同时请她代找一部你的大著《宝卷笔记》(网上书籍本人不会购买)。今日收到用靖江市委组织部信封邮来的大著，没有署名邮寄者，不知是否你邮来？
翻阅大著，认为很有特色：靖江人以散文的形式，向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介绍靖江宝卷知识，他们会感到亲切，易于接受；大著内容也有些真知灼见。记得1987年，暑假，我首次同学生一道去靖江调查，因有些问题，要到公安局请教，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接谈，他也是靖江人，谈到最后，他介绍靖江讲经，过去也会插些“荤段子”。这并不奇怪，各种说唱曲艺，大都如此。
我多次带外国学者去靖江调查，可能同你见过面，可惜未曾接谈。由于人为的障碍和没有经费的支持，我的调查有许多空白。你的大著正可填空，读过受益颇多！希望同你建立联系，有空来扬，可来寒舍，也可能去拜访你。
我年老，手写字很困难，都是用电脑打字，并用邮箱同海内外朋友交流。
望能回信，进一步交流。
车锡伦
2012年7月7日
自此，我每有新著，便第一时间奉上。其中，先生对《解读靖江宝卷》尤为看重。2015年12月30日专门来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兴奋与喜悦。既对我热忱地鼓励和肯定，“看到您出于对故土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热爱，不断认真调查、著述，连续出版了三部著作，很敬佩”。“粗粗阅过，也多收益。比如你调查出《三茅宝卷》是张巧生的师祖从江南买进，这同我的推测相同，因为此前我已经发现与江南流传故事基本相同的三茅卷刻本和传抄本。又，你判断靖江草卷是近代东沙佛头开始编唱的，这也同我的推断相同。《大圣》和《三茅》两部靖江主要宝卷都产生于清代康熙以后，这是解读靖江做会讲经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宝卷研究，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什么‘草根’和‘专家’的研究。在学术面前，‘草根’和‘专家’是平等的。对历史文化现象的解读，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出言就‘正确’。关键是大家都需要遵守统一的学术规范”。也敞开心扉，倾诉当年考察研究靖江宝卷的种种辛酸。为“跟踪调查靖江宝卷20多年，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科学的调查报告”而遗憾。
先生虽然明确表示，“我对靖江宝卷的研究已经结束”，但内心依然割舍不下，心心念念，难以释怀。托人捎信，约我面晤。
2013年12月31日，我赴扬州拜会先生。一进门，先生便从书橱里抽出《中国宝卷研究》，打招呼说，财力所限，无法赠送。先生自制封套，足见何等珍视。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谈起当年在靖江的轶闻轶事。说着说着，兴冲冲地从卧室拎出一包靖江宝卷抄本。如果不是夫人一再提醒切入正题，老先生可能会如数家珍地展示那些藏品。
先生约我的目的，是想由他拟订提纲，与我合作，对靖江宝卷再次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写出综合性调查报告。面对先生的邀请，我一时竟蒙了。出于自卑的本能，第一反应便是学力所限，难以胜任。同时虑及先生耿直，脾气急躁，为人治学，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我无论多么努力，都达不到先生的期望，保不准会像年轻的硕士、博士那样挨训。若如此，我这老脸可挂不住。于是，婉言相谢。后来想想，肠子都悔青了。错失先生耳提面命的机会。所幸先生毫不介怀，一如既往地关注我的调查研究。真诚地“希望更多年轻朋友认真投入宝卷研究。”“愿意为大家‘铺路垫脚’，将中国宝卷研究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如此胸襟，怎不令人仰视、敬重。
2024年2月22日，我给先生快递拙作《中国宝卷活态传承研究》及两本民间艺人的宝卷集《杨门忠烈》《香球记》，三天后，先生发来微信：
黄靖先生:
邮来的大著研究及两本宝卷集。已经收到。谢谢！我现在视力很差，看白纸书也眼花缭乱。我今虚度89岁，已是退出研究舞台的人，无力再介入时下的宝卷研究，余力能将《中国俗文学研究》《不务正业集》及《落叶集——泰安民间传说研究拾遗》整理出版是最大的希望。有些文稿，特别与友人论学的信件和回忆录试写出若干。就交代门生弟子给整理了！你的手机上可设电子邮箱给我发邮件，我的电脑上可接收。可放大阅读。多谢！
车锡伦
2024年2月25日 北京
短短一条微信，浸透着先生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视力极差却阅读拙作，指出错误，令我诚惶诚恐，感激涕零。对“退出研究舞台”“无力再介入时下的宝卷研究”，老人心有不甘，殷殷以待后学。
记得2016年11月，在北京出席“中国俗文学学会第七届代表大会暨‘俗文学研究的新世纪’学术研讨会”，先生对我说：“黄先生，你的《宝卷民俗》，要是写成《靖江宝卷与民俗研究》，国外学者会更喜欢。”
先生一语中的，道出《宝卷民俗》的局限性，即割裂宝卷文本与讲经做会以及地方民俗风情的联系，孤立地研究文本，同时指明新的研究方向，从靖江讲经民俗实践的整体出发，全面观照靖江宝卷与民俗的内在联系。因忙于《中国活宝卷调查》《中国宝卷活态传承研究》的调查写作，迟迟没有破题。
2025年元旦，面对清晨第一缕阳光，耳边再次响起先生的教诲， 决计按先生指明的方向，启动《靖江宝卷与民俗研究》的写作。紧赶慢赶，年底终成初稿。指望早日付梓，奉于先生案头。谁知天不假年，先生于2026年1月16日安然逝世。
民间有言:“高寿善终是为喜”。将军阵前死，学者读书亡，不失为理想的归宿。先生90岁高龄，晨读时溘然而逝，可谓“喜丧”。而我一点也“喜”不起来，心里充溢着失去亲人的悲恸。
在中国宝卷研究领域，车锡伦先生将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一座高峰。
斯人已去，学术常青！情缘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