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林坤
五
上海刚解放，父亲被派到上海。去之前，他所在的泰州专署供销合作总社领导对他说，苏北有很多土产品卖不出去，如肉松、火腿、白酒等，你在上海工作过，有些人脉，请你去做推销工作再合适不过。总社领导还给父亲介绍了一位上海的刘老板。刘在南市区凝和路开了一个店，卖腌腊产品。当时父亲还穿着灰色的新四军衣服。父亲与刘老板商议，将苏北的土特产运到他的店，请他代销，他收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就这样开始了经销。经销一段时间后，不知什么原因刘老板居然拿不出钱兑现给泰州方面，欠账了。父亲觉得不好向单位交代，遂与刘老板商量，由他转让出一定的铺面，由我们直接经销。刘老板同意了。彼时，新中国尚未成立。这个刘老板，平时都是西装领带，穿得很体面，他在外省还有经营的资产。父亲他们在那个店经营一段时间后，刘老板就把整个店都让父亲他们经营，包括店里原有的职工也归他们。再后来，这里逐步发展为泰州专署供销社驻上海办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建华东局。华东供销合作总社认为，各省各地都在上海设办事处，比较乱，就成立了华东供销合作总社各省驻沪联合办事处，将各省各地在上海推销农副产品、各种土特产的机构、人员，都收编到联合办事处，由华东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局统一管理。1950年5月，父亲被任命为华东供销合作总社各省驻沪联合办事处推销组长；1951年1月，任华东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处贸易科副科长，同年6月，任业务处合同科、业务指导科副科长；1952年2月，任华东供销合作总社土产经理部土产科科长。
华东局撤销后，华东供销合作总社的业务划归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直接领导。1953年3月，父亲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华东农副产品经营处土产科科长。1957年6月，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华东农副产品经营处与上海市土产公司合并，父亲任上海市土产公司副经理。
1950年初，父亲的单位设在大中华大楼，地点是西藏中路200号，宿舍在汉口路扬子饭店。记得有一年，奶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毛林芳，来上海看望父亲，就是到大中华大楼门口找父亲的。我那时还小，父亲高大的身躯蹲下来把我抱起，沿着西藏中路向北走。我看到跑马厅是一片杂草，西藏路上很乱，有拉黄包车的，有小汽车在人群中慢慢地开；满街满路都是人，有穿戴漂亮的，有叫花子，有弯着腰拾香烟屁股的。父亲带我们住到扬子饭店701室。
我们在扬子饭店住下后，父亲每天上班，母亲在家做家务。在上海过了一段时间，我要回靖江读书了，父母要给我照一张小照。记得在照相馆拍照时，我帽子的帽檐往下耷拉，母亲给我往上扳了扳。我有了第一张照片。
父亲初到上海时，享受供给制，后来改为薪金制。我与姐姐毛玉芳、哥哥毛玉坤在乡下跟随外公外婆生活。妹妹毛林芳、弟弟毛亚民在上海随父母亲生活。父亲虽然是14级，拿100多元工资，但要抚养一个7口之家，还是捉襟见肘的。父亲每月拿到工资后，先寄25元到乡下（在我们开学时，还要增加些）。母亲常常在月底时要向别人借钱度日。后来，母亲到街道工厂上班，也挣到一点工资。我们在乡下，外婆常教育我们：“长大了要报答你娘啊老子，养你们不容易。”我们几个在乡下读书，假日期间帮生产队割草，干力所能及的农活，尽力为家里多挣点工分。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最早的留守儿童。记得1955年暑假，我与哥哥毛玉坤到上海看望父母，路上遇到一位老伯，外婆托他带我们同行，途经江阴遇台风，轮船不能开，那位老伯带我们到无锡换乘火车，天将亮时到达上海扬子饭店的家里。父母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至今我还记得他们见我们兄弟俩进到房间后相视一笑的情景。
不久，父亲的土产公司搬到了南京东路的东海大楼三楼，我们家也从扬子饭店搬到大中华大楼的五楼521房间。有趣的是，这间屋子也是父亲在大中华大楼的办公室。我们在这间房子长期住了下来，直至现在。
1965年6月，父亲任上海土产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公司主要负责上海市的土产品供销工作。摊子越来越大，下面的仓库、营业点都要管，整个公司有2000多人，他工作很投入、很认真。母亲说他只知道钻在“芒子堆”里工作。
六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被派到工作组……后来有人说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他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因此遭到批判，饱受了挨批挨斗之苦。母亲看到街上老干部被游街的情景，其苦难堪，就给他准备了一件大衣，以备游街时不挨冻。幸运的是，他从未遭受游街的凌辱。他一面遭受批判，一面仍是经理，要负责单位的生产经营的领导工作。不久，单位“造反派”分成两派，斗争极为复杂，大家都在闹，领导很难开展工作。弟弟毛亚民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有个人到我家闹，说要解决她个人的问题。当时，公司还有几个领导在我家商量问题，她进来后说：你们都在这里。就大闹，不解决问题就不走。其他几个领导不理她，趁机走开。那人不走。母亲很快把家里的菜刀和绳子藏起来，怕那人暴躁起来行凶。晚上那人竟躺在我们家床上，逼得一家人无法休息。父亲只得回避，到马路上转了一夜。母亲在家看着那个人。直到第二天，那个人被单位来人接走。
父亲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加上平时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群众基础，在运动进入“三结合”阶段，他作为领导干部的代表，加入土产公司革命委员会。1972年8月，土产公司与杂品公司合并，成立上海市土产杂品公司，父亲任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7月，土产公司与杂品公司重新分设，任土产公司党委书记、经理（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带领干部职工誓把“文革”的损失公司夺回来，公司业绩、拥有的资产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期）；1983年末，因年龄原因，组织上决定他离职休养（享受副局级待遇，行政12级），因当时新的班子未组建好，他一直工作到1984年5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