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好父亲。他身材高大伟岸，面容俊气慈祥，胸怀宽宏仁慈，思想睿智辩证，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尊崇、学习。
◎父亲生前从没有专门给我说过他走后有什么要交代的，他一直持乐观态度。他一生选择的正确方向、勤奋工作、宽容大度、清正廉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我退休后的最大愿望是把我父母亲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传给后人。父亲1942年在靖江参加革命，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靖江革命斗争经历的记述，亦可成为光辉的靖江革命斗争史一些历程或事件的注释和佐证。
□毛林坤
一
我的父亲毛开俊1919年12月17日（农历十月廿六）出生在西来镇七圩埭的一个农民家庭。上世纪20年代，埭上毛氏宗亲过年大门都贴“西河世泽，南国家声”的对联。我父亲是“开”字辈第一人（据说其后在西来周边，以“开”字排名的有近百人）。
祖父毛风林，常年在外谋生。祖母包氏，勤劳俭朴，任劳任怨，拉扯5个子女长大成人。我父亲是老大，有弟弟毛开勋、毛开元，还有两个妹妹。
父亲1926年进本村私塾。教书先生陶慕斋，是个留着胡须的老先生，曾参加过晚清乡试，考秀才没有考上，办学教书倒挺好。陶老先生教过父亲一两年之后因病去世，后其子接续上来教。
1932年，父亲14虚岁时，因家境贫穷，外出学徒谋生。先到常州横山桥一家布店学徒，店很小，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后来，到无锡玉祁镇的一家南货店做学徒。那种学徒，就是帮老板家干活，什么事都干，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老板家只管饭吃，没有工钱。在这家店里，学徒的店员共有3人，父亲年岁最小。老板娘非常蛮横，动辄就训骂。有一次，父亲帮烧洗澡水，因为用的是浴锅，在屋外用柴烧，无法向里面添水，水烧得太烫了，老板娘就大骂。父亲实在受不了，就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我祖父。祖父赶到无锡，打算把父亲接走。老板娘不让，说要把吃的伙食费算清才让带人。祖父无奈。
后来，父亲生病了，老板娘才让父亲离开，但不让带自己的行李。时值1934年，父亲回到了七圩埭。翌年，经一位亲戚介绍，父亲到上海大众书局做工。书局的印刷厂在闸北区西宝兴路。父亲在印刷厂当装订工。装订是手工操作，没有什么机器设备，只是在切书边的时候，有一点机器刀具。
震惊中外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闸北区被日军占领，
父亲工作的印刷厂被日军炸毁，他被调到福州路（与山东路交界处）的书局仓库当配货员。大众书局的书刊，原来畅销各地，日军进入上海后，书刊就不好卖了。父亲遂利用这段时间，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学到了不少知识。父亲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与我母亲结婚。我的母亲曹俊莲，出生在西来镇十八圩，离七圩埭约两里路。母亲也是14岁到上海，在一家纱厂做童工。母亲曾回忆说，是她的姨父把她带到上海来做工的，那时，每天工作时间很长。由于长年站着做工，母亲的腿受到极大摧残，关节磨坏了，腿上长了疮。我懂事后就看到母亲在不间断地治疗腿。母亲年少时没有读过书，父亲教她读书识字，后又上了速成班识字。母亲读书识字很刻苦，在我幼小时，经常看到她边吃饭，边用筷子在饭桌上默写生字。在父亲鼓励下，母亲识了不少字，闲暇时她常拿起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世界格局随之发生大变化，大众书局无法经营，父亲在上海亦无事可做，就回到靖江乡下（彼时靖江也已沦陷）。
二
父亲回到乡下后不久，经远房亲戚刘伯骞介绍，到弘毅中学（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前身）工作。刘伯骞在靖江很有名，他父亲是前清秀才。
弘毅中学在西来潮音殿的一个庙里，是个流动的学校，曾搬到弯腰沟等地，基本上没有教室，学生们经常坐在地上上课。学生不穿军装，但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教员有的是从上海和江南过来的地下党员和军队干部家属，有的是本地知识分子。中学在建校之初就建立了党组织，负责党的工作的是林在午，他是上海来的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教员，教政治课，有时也上历史课，学生们都很喜欢听他讲课。父亲也听他讲过课。
父亲是1944年2月到弘毅中学工作的。刚到校时，学校还处在筹办阶段，后来学校老师和学生不断增加。1944年8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两个月，10月转正。那时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培养父亲入党的同志，先给父亲看一些党的知识方面的书，然后发展他入党。父亲到学校后至1944年6月，在学校做事务员。开始时做过油印工作，后来做总务工作，给教职员工分粮食。那时，教职工没有工资，以分的粮食抵工资，每人每月100多斤，包括自己在学校吃的。粮食是征的公粮，就存放在农村里。父亲分的粮食，除留下自己吃的和穿衣费用外，其余的都拿回家供养家人。抗战时期，共产党在靖江不仅建立了根据地，还建立了地方政府，因为没有政府就不好行使权力。其时靖江还有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基本是无政府状态。各地地方势力很厉害，有枪便是王，很多恶势力在农村为非作歹。共产党政府征的是抗战公粮，老百姓是愿意的。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征粮是强行征粮。有时一户农家，要几次被征粮，苦不堪言。1942年12月至1944年6月，弘毅中学与东迁的江左师范合并为靖江师范，后又更名为靖江中学，人们一直习惯地称其为弘毅中学。1944年7月至1946年8月，父亲在学校做事务员期间，还参加过青年工作队、土改工作队。当时靖江县委在弯腰沟等地，县委书记汪清辰常去学校。
共产党领导下的靖江人民，与日本鬼子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鬼子在西来镇几次设据点。先是设在西来镇南市头，也曾设在我们老家七圩埭。父亲祖上留下的房子是比较好的，正房五间七架梁，两边厢房各五间，前面还有一排房子。在父亲小时候，这幢房子已有几代人、几户人家居住在里面，每户只有两三间，相当拥挤。每年过年，大人要将祖宗的画像挂出来，点烛烧香跪拜，一直挂到正月十八。这幢房子前后都是河，东边是一条夹沟，三面临水，只有一面通向西来镇，地理位置便于据守，因此被鬼子看中，他们强行将这幢房子占用，还将好端端的一幢房子拆掉做成炮楼，我们祖上传下的家谱、祖宗的画像、牌位等，都被毁损殆尽。家人被迫流离他乡借房子住。父亲一家人在六圩埭借了一间房子暂且安身。鬼子投降后，大家才回来，将炮楼拆了，重新建造房子，但已无法恢复原貌。
在共产党领导下，家乡人民多次包围鬼子据点。夜晚，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同时出动，拿着钉耙锄头镰刀，敲锣打鼓放鞭炮，呼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把据点包围起来，给鬼子以极大震慑，鬼子在炮楼里不敢出来。包围据点的人民群众，有靖江本地人，也有很多是隔壁如皋的人。
多年以后，我在上海陪父亲看电视，看百团大战打日本鬼子的连续剧，彭德怀在动员群众说：“不要给敌人留下一条公路，一根电线杆。”父亲看到这里说：“当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夜里，我与陈其智、陈平等同志出去，把敌人的电线杆拉倒，锯成两段，把公路挖断、破坏掉。”
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回到南京，国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抢夺地盘，国共两党展开了较量。当时社会很乱，还乡团回来了，地痞流氓横行乡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部分党员和干部北撤。靖江县委转移了。1946年9月，弘毅中学被迫停办。学校的教师，有的自行走了，到了江南、上海等地，一部分党员留在当地打游击，后来参加北撤。
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父亲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打游击，参与创办《靖东快报》，与敌人进行斗争，后来与战友一起北撤。当时，靖江独立团的战斗力很强，北撤前与国民党部队在西沙打了一个伏击战，大获全胜，史称“夹港口战役”，歼敌一个加强连，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当时国外报纸都报道了这场战斗。因为打了大胜仗，当地老百姓都很高兴。战斗结束后，部队立即转移了。父亲和陈其智等三人及两个学生，是随独立团走的，住在附近一个村子里，房东是个盲人老太，父亲等帮她挑水扫地，盲人老太很热情，给他们弄饭吃。独立团后勤的人在转移之前，告诉父亲等人今晚一定要转移，因为天黑下雨，又不认识路，难以转移。他们先是商量装成本地人，藏在群众中，但又想到他们说话与西沙方言不同，容易暴露，因此决定转移，明天一大早就走。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转移，刚出门，就听到后面的村子传来敌人的枪声、小孩的哭喊声，一些村民的房子被敌人烧了。果然，敌人不甘心吃败仗，从靖城、如皋、泰兴等地调来了大量兵力。敌人欲与靖江独立团决战，扑空后就对靖西群众疯狂摧残。天下着大雪，父亲和同伴们穿过好几个村庄，蹚过好几条河流，身上都湿了。敌人换个村庄扫荡，烧杀抢掠。父亲等在前面跑，一边跑一边躲，不让敌人发现，敌人就在后面追赶。他们边跑边听到敌人扫荡村子里传来的哭喊声。他们穿过空旷的冬季麦田，沿着田边的沟沟岔岔，不知去向地跑，最后跑到了长江边，再向前跑，是滔滔江水，没有路了。
这时，他们看到江边有个草屋，唯一的出路是进去躲藏。他们推门进去，一进屋，看到里面已有30多人，是长江工委的同志。工委的领导对他们讲：“只能进来，不能出去！”屋子里有些人有武器，有些人没有。他们把子弹推上膛，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再接近，就开火，一场生死拼搏就在眼前。这时，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大，天色已晚，接近黄昏，一屋子人都在紧张地等待。忽然，只听到敌人急促地吹集中号声，接着看到敌人向另外一个方向去了，一屋子人得救了。父亲说，如果敌人继续向前，追到房子跟前，一场激战后，敌强我弱，没有退路，肯定战死。这次历险的事，我也不止一次听外婆说过，她就像自己亲身参加过一样，讲得如临其境，我听了既紧张又兴奋，每次讲完，外婆都要说一句：“你爹爹是好人，心肠好，菩萨保佑他啊！”我的外公曹裕彬、外婆陈氏，一生务农，辛勤耕耘，是那个时代靖江有代表性的贫困农民。
紧接着，父亲和几个战友走上北撤之路。北撤要通过敌人封锁线，从国民党部队控制的两个据点之间穿插过去，有些地方还要绕过还乡团的据点。他们先到泰兴北边的老龙河（黄桥与泰兴之间的一条河），河上有桥的地方都有敌人的据点，他们只能在敌人没有控制的地段蹚着河水过去，全身都湿了，忍饥挨饿。靖江北撤的干部，很多是区乡干部，也有弘毅中学的教职员工，还有其他的地下党员。开始时是分散走的，大家都空手，没有武器，转来转去走了半个多月，才聚拢到一起，有20多人，集中到泰兴和如皋之间的敌人没有控制的地段，很快，敌人要扫荡过来，在那儿也很危险。这时，三分区地委派来联络员，组织大家穿过敌人控制的姜曲海线（即姜堰、曲塘、海安一线），经过海安，到了东台县的北部地区，这里地广人稀，都是盐碱地，便于隐藏和开展工作。
1947年3月，父亲到东台北部后，在组织安排下，参加了“南线报道团”，宣传报道南线敌人残酷清剿的情况。12月，父亲被调到一分区粮秣总站工作，还担任了组长。其时，敌人控制城市和大的集镇，共产党的组织和武装分布在广大农村，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有些地方也有敌人据点。父亲他们白天很少开展工作，隐藏在群众家里，常常在晚上开展工作。粮秣总站的任务，是到敌占区去宣传，让群众抵制给敌人征粮，动员群众给我们的部队筹集粮食，供给部队。工作的难度很大。
父亲在一个叫奔车的地方开展工作，都是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因为离敌人的据点不远，为防止敌人破坏，地方武装人员把敌人据点围起来，监视起来，确保会议的安全召开。有一天晚上，父亲等几个同志在召开群众大会时，监视敌据点的武装人员与来送信的公安局长的通信员，因口令不对，打了一枪。敌人发现后，就在据点里开了机关枪。第二天，奔车还有李堡等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动，来包围这块地方，据说打死了我们的一个财粮员。当时父亲住在老百姓家，老乡告诉他，敌人来了，父亲只身一人跑了出来。敌人追逼很紧，父亲沿着麦田的沟岔迅速往外突围，能听到敌人不断打来的枪声，非常危险，终于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父亲的干部履历表记载：1947年在苏中一分区粮秣总站征粮支前工作中被评为二等功；1948年1月，任苏中运粮总站队长（负责运送粮食。大军快要南下了，从兴化、宝应一带调粮到东台一线储备）。不久，任苏北泰州专署机关司务长（其时泰州专署是流动的，曾设在东台、高邮、兴化、泰兴等地）；1948年6月，任苏北泰州专署生产建设处科员。同年10月，任苏北泰州专署生产建设处贷款科副科长；1949年1月，任苏北泰州专署供销合作总社供销科副科长，兼驻上海小组负责人。
四
父亲在弘毅中学时，离家不远，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公开，能用晚上时间回家看看。北撤以后，他突然不见了，给家里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变化。当时，家乡恶势力横行乡里，兵荒马乱。母亲不知道他去哪了，十分担心他的安全。她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四处访寻。有时听说他在某村，她就不顾一切地去寻找。到了那个村，老乡说，昨天还有两三个人在这里，已经走了。她没有找到，非常失望，回来总是眼泪汪汪的。乡亲们劝她，不要去找了，不要走掉一个，又少了一个。她仍不死心，不管刮风下雨都出去，到亲朋好友家打听，每次都是哭着回来。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我是1946年9月出生的。外婆常说，“林坤是国军推进那年生的。”我长得胖胖的好玩。乡里人都说这孩子好玩。外婆听了，忧伤地说，“好是好，就是没有个老子。”据说有一次有个国民党军官路过看到我，想把我抱去收养，我母亲坚决不肯。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母亲艰难地哺育着我。一天夜里，附近城隍庙在交战，双方十分激烈，枪声响了大半夜。我们家是草房，能听到嗖嗖的子弹飞过声。母亲带着我睡觉，一会儿把我抱到床上，一会儿又把我拖到地上，害怕子弹飞来伤着我。母子俩蜷缩着艰难地熬过一夜。那时，家乡常有战斗。有一天，外婆起来做早饭，竟然发现灶门口有一颗未爆炸的炸弹，像小热水瓶那么大。
母亲一直在寻父亲，但总是不得而知父亲的下落。外婆就请一个“老新娘”回来“关盲”（一种乡间占卜人和行为），在“老新娘”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中，清晰地可以听到：“在北边、在北边！”一家人对父亲的去向，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幻想。共产党撤离家乡后，国民党的势力和各种地方势力占据家乡。他们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就对我们家恨之入骨。那时村里是连保制度，十户一保。保长说：“九户人家，不要受一户害！”家里倍受歧视。全家老小在恐惧中生活。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母亲教我姐姐毛玉芳带我出去玩，到人多的地方去，听他们说些什么，回来给母亲汇报……一天，街上有人带信来，说在南货店有我们家一封信，是北边寄来的。全家人高兴异常，请识字的人念，是父亲写的报平安的信。全家都期待父亲平安归来。
我朦朦胧胧记得父亲回来时，带了一支盒子炮（手枪），左邻右舍都来看望。记得三老爷说：“开俊啊，这几年你在外面……”父亲用香烟招待大家。我兴奋地在父亲和人群中跑来跑去。当父亲划着火柴给大家点烟时，我调皮地将火吹灭了，一屋子人呵呵呵笑起来……父亲回家看过之后，很快又出去了。那时，靖江解放了，我们家成了革命家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