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雪梅
1937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靖城后，把随军特务组织改称“宣抚班”，策动汉奸筹建“维持会”，实行“以华制华”政策。靖江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农民自卫武装，奋起反击日伪。1938年9月，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从苏南和淮南进入扬州、泰州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原则和政策作了具体规定。由此，靖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在中共苏北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
创建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7月，新四军挥戈东进，到达泰兴、靖江、如皋一带沦陷区，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8月开始，根据苏北区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县区乡政权，为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服务”的指示，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工作队指导下，靖江的区级“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左派分子、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抗日民主政府相继诞生。当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黄桥召开通、如、靖、泰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纲领、“二五减租”（按抗战前地主对佃户的地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法令和群众团体组织法。同时，宣布成立靖（江）、如（皋）、泰（县）泰（兴）4个县抗日民主政府，委任刘万里为靖江县县长。下旬，靖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新镇市河南的小学召开成立大会。刘万里就职讲话，宣读《靖江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宣言》，宣布县抗日民主政府机构负责人和各区区长名单。会上，各界代表纷纷表示拥护“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会后，县抗日民主政府向全县张贴了布告。全县人民欢欣鼓舞，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各区都尽快组建了区级班子，对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任务职权作出明确规定。1943年10月，被敌伪长期统治的柏木区（六区）建立区署。至此，县抗日民主政府政令所达地区约占全县总面积的80%-90%（其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占60%左右，游击地区占20%左右，同情区占10%左右）。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广大农民群众投入抗日战争，及时对土地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用减租减息的政策作为抗战期间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940年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派出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让租让息的工作。派至靖江的民运工作队在县委组织部长莫珊、宣传部长杨捷、青年部长顾集等人配合下，先到八区的王家桥、同心桥及五区的准提庵一带，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农民抗敌协会（简称农抗会），同地主开展说理斗争。这一行动，在群众中影响颇大，附近的滨江、四圩等乡群众，纷纷要求工作队和区委派人帮助开展让租让息工作。
1941年春，日伪发动春季大“扫荡”。为了粉碎日伪的“扫荡”，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苏中区党委决定把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简称“双减”），摆在农村工作的首位。4月和5月间，区党委和三地委先后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夏收减租与开展群众运动的问题。苏中行署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颁布了减租条例，明文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地主放债收取的利息，年利率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5月，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苏中地区党委和地委的会议精神，决定将让租让息改为减租减息。6月初，县委于普济庵小学召开各区农民代表大会，县委书记曾涛作“双减”动员报告。会后，各地的“双减”运动展开。7月起，五区、四区、七区、八区先后成立了农抗会。
1943年3月，县委决定全面发动群众开展“双减”运动，作为反“清乡”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11月15日至16日，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靖江县农民抗敌协会。接着，尚未建立农抗会的区、乡、村都相继成立了农抗会（组）。农抗会动员了群众，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反“清乡”、反“伪化”的斗争。县区两级领导人深入基层，采取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双减”运动迅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特别是靖新公路大捷后，县委抓紧大好时机，开展以靖西和靖中为重点的反“伪化”斗争，推动“双减”运动的深入开展。至1944年春，全县查减运动基本结束，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改造基层旧政权
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初建以后，对乡、村政权采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办法，一般的仍任用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保长，只对个别思想反动，民愤较大的作了调整。随着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反“伪化”斗争、“双减”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抗会、妇抗会、民兵、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的普遍建立，迫切要求改造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基层旧政权。
1943年6月，苏中区党委发布《关于建立党对政府的正确领导及积极改造政权的决定》，苏中行署公布《苏中区乡镇政府组织法》和《苏中区乡镇政府选举法》。8月，地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改造基层政权的决定》，强调这是巩固根据地、树立新民主主义政治楷模的基础，是争取反“清乡”、反“扫荡”胜利的必要条件。8月，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作出“改造旧政权、实行新乡制”的决定，派出工作组在长安区安武乡进行新乡制的试点，采用“豆子选举”办法，选举共产党员刘少卿为乡长。随后，该乡又对保长一级进行选举，并改名为村长。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新乡制工作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1944年7月，全县105个乡（镇），改造建立民主乡的53个，占50.4%；未改造的16个，占15.4%。新乡制的普遍实行，彻底改造了旧的基层政权，从根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的乡保制度，把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群众手里，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维护群众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重视财经和生产
1940年下半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民运工作队的配合下，开始征收公粮（又名爱国粮），满足主力部队需要。1941年3月，县政府建立了粮食科，继续开展征粮工作（亦叫借粮），同时整理群众献粮的账目。征集的粮食除上缴和满足县级机关需要外，也出售一部分以补贴县财政收入的不足。5月，撤销粮食科，成立粮食管理局。6月，全县征粮扩大会议召开，贯彻苏中行政委员会粮食工作会议精神，拟定靖江第一个《夏季征粮实施细则》，布告施行。在分区征粮工作队的协助下，全县上下共同努力，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10000担小麦的征粮任务。1943年，县政府先后举办了粮管员和会计训练班，建立起全县财经体制，推动了各区、乡财经工作。
税收是根据地建设的一大经济来源。靖江的税收工作，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以后也就开始进行。税种税率明确，不搞重复收税，深得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商人都信得过。靖江地处长江北岸，是苏中地区的南大门，南来北往的物资都必须从靖江出发，税收源相当可观，每年上缴税款的数额很大。县抗日民主政府基本上做到，分区要什么货币，就给什么货币，要什么物资，就给什么物资。当时靖江的税收，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金融贸易工作是财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8月，日伪用囚笼政策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许多紧张物资，都不准运往根据地，企图窒息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粉碎日伪的经济封锁，县政府一方面对日伪进行经济反封锁，凡是敌人紧缺的物资，如粮棉、生猪、食油、酒等，不准运往敌占区。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做敌伪军工作、地下工作等多种渠道，千方百计地到敌占区将紧缺的物资运回来。特别是通过税收这条渠道，以少收税乃至免税，使许多商人不避风险，不断地把紧缺物资运销根据地，解决了军需民用。
靖江人民在日伪顽的疯狂掠夺下，生活极端困难。日伪疯狂“扫荡”，1942年农业歉收，1943年春荒严重，造成许多农民吃上顿愁下顿。县委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一方面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大力开展“双减”运动，在农民群众中提倡余缺调剂和借贷，提倡种蔬菜、挖野菜、捞鱼、摸虾、耥螺蛳，使全县人民度过了春荒；另一方面号召全县干部节衣缩食、踊跃捐献，赈灾济民。同时，县区干部和部队都开荒种地。各区队和民兵，实行劳武结合，一边劳动一边抗击日伪。蔬菜完全做到自给有余，粮食也做到部分自给，从而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1942年5月，根据苏中区《合作社组织暂行办法》，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开始发动干部群众创办合作社。1943年春，县委决定，由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向贫困农民发放贷款，购买耕牛、农具、种子和肥料，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开展互助合作，组织互助组和伴工组(有的叫伴工队)，在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各地掀起创办合作社热潮。至1944年秋，侯河、太和、东兴、长安、西来、孤山、安人7个区的16个乡办起了生产、供销、消费、运输、信用、渔民和养鱼等7种类型22个合作社。合作社既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又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创办合作社，有利于抗日斗争的开展，促进了团结群众抗日。
1943年冬至1944年春，县政府动员5000人（其中民兵2000人作骨干），拨出部分资金，疏浚了塌港（9华里）、横港西段（3华里）和竖心港南段（2华里），这项水利工程的顺利完成，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在人民群众中以至伪军里面都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靖江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完善，开创了靖江地区抗战的新局面。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在发动群众、拥军支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靖江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宝贵实践，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和实践准备，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