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0年7月出生在靖江土桥乡垈上，家中兄弟六人，我排行第五。父亲是乡村教师，性格善良温文；母亲是农民，勤俭持家。父母秉持“做老实人、诚信人、善良人”的家风，用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们一生，教会我们敬老尊贤、与人为善。
童年时，家中缺衣少粮，全靠父亲微薄工资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即便如此，父母仍坚持培养子女，常叮嘱我们“读书能明理”，即便借贷也要送我们兄弟六人全部入学，这在当时的农村颇为少见。少年时代，我的老师们个个敬业慈和，我不仅在学校学到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也由此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坚韧品格。后来我才明白，读书时的塑造与锤炼，对工作影响深远——办案时能体察民情、不独断专行、不耍权威，这些都成了我坚守廉洁自律的原生动力。
1983年9月，靖江法院招收书记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舍身护法、刚正不阿”的传统思想在我脑海中浮现，我觉得法院工作有作为、可建功，便报名参加招考，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成为政法战线的一名新兵。
踏入法院大门时，我由衷感受到司法机关的威严，也为这份神圣的工作自豪。院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下基层法庭锻炼，从事书记员工作。我始终认为“哪块土地都能生长，哪个岗位都可提高”，便愉快接受安排，先后在斜桥法庭、土桥法庭、孤山法庭工作。1984年6至7月，我参加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的首届全省书记员培训，业务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此后在全院书记员业务竞赛中始终名列前茅，还曾代表扬州中院参加全省书记员业务技能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
我的努力得到了组织认可。1986年7月，我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正式开启审判工作；此后又先后被靖江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审判员、副庭长。1995年7月《法官法》施行后，我如期从三级法官晋升为二级法官、一级法官，2016年成为当时基层法院中为数不多的四级高级法官。
刚进法院时，全院仅50余人，多数是部队转业干部。我对这些转业干部心怀敬畏与崇拜，他们身上的刚毅、果敢与正派，与当时的审判工作需求高度契合，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品质。回想自己的职业生涯，虽平凡平常，却在平凡中见华彩、显境界。
基层法庭办案历来辛苦。起初，我以为基层法庭工作只需界定罪与非罪，到岗后才发现并非如此。随着群众法治意识觉醒，“打官司”不再稀罕，农村中因界址、赡养等引发的纠纷，若村委会调处无果，老百姓常会说“去法院起诉吧”——诉讼本是解决纠纷的最后防线，却成了许多人维权的第一选择。
法院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我们既为法治进步欣慰，也深感工作压力。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跟着审判员骑自行车下乡调查、进户走访。当时农村多是烂泥路，遇上下雨天，常出现“自行车骑人”的场景——我们肩扛自行车，在泥泞小道上前行。民间有句谚语“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说的就是当事人递上诉状后，法官必须围绕诉讼内容深入基层调查。
调查笔录的形成是个艰难过程，不仅要求用词准确，有时还要还原当事人的语气，这既需扎实的文字功底，更要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我始终秉持公正之心，最大限度还原被调查人的原意，老百姓也朴实称赞我们的调查“上路子咯”。
“废寝忘食”是当时工作的常态：一是为赶进度常加班到饭点，二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到了饭点也找不到用餐的地方。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和法庭朱庭长办完一个村的案件后，又赶去偏远的陆家村。骑了半天自行车，早已过了饭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好不容易在港边找到一家小店，货架上的东西少得可怜，我们随便买了点食物，站在田埂上对付了一顿午饭，随后继续下午的调查，直到傍晚回家才吃上热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司法工作更应传递温暖。有一次审理案件，中午休庭时，我发现一对老夫妇坐在法庭外不肯去吃饭。询问后得知，他们家在农村，回家吃饭不便，口袋里又没钱。我当即掏出50元让他们去吃饭，老夫妇感动不已。后来他们只用了26元，还特意把剩下的24元还给我——这份朴实让我更加坚信，帮群众解困是工作的延伸，无论何时何地，都该把司法温暖送到百姓身边。
多年来，我始终有个朴素的目标：把工作做到完美，在领域内竖起标杆。但经过基层历练，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做法官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唯有将“久久为功”的坚持，化作“久久为民”的行动，才是对这份职业最好的践行。
讲述人：王频 靖江市人民法院
刑庭原负责人、四级高级法官
记录人：刘文剑、栾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