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这么说，但事不能这么做。”
“事可以这么干，但话不能这么说。”
“这事儿啊，从根上起就错了。”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把宏观的微观的，历史的现实的，统统交错在一起了。一时间想感慨多灾多难的中原大地，也不是感慨中原大地，而是想感慨时移事迁，把太多人抛在后面；也不是想感慨人跟不上时代，而是想感慨时代变迁，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也不是想感慨历史是个轮回，而是想感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只想找个“说得来”的人，有个“喷空”的对象。书的英文译名也是神来之笔，“Someone to talk to”，微言大义。但是，能说得来，不代表能过日子。日子是不能挑的。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
法国解放报说刘震云是结构主义大师，用契诃夫的写法，揭示“素不相识”的人背后，还有这么多深刻的联系。契诃夫？似乎是的。“如果在第一幕出现一把手枪，那么他在第三幕就非得发射不可”。但是说“素不相识”我却不敢苟同。正因为是“契诃夫”，所以才格外的写实，格外的务实，可能刚读会略有疑惑，看到某些章节会稍有不解。细细读来，才发现环环相扣。
初读时淡然、轻松，仿佛在听家里的老人讲年轻时候的故事，又有些无厘头；逐渐的，引人入胜了，让我觉得妙不可“言”，欲罢不能了，但同时又有些期待和疑惑，经历这么多波折、纠葛，到底要说什么？哪一句顶一万句？直到接近尾声，悲怆感和宿命感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原来，每一句都可能顶一万句。也不是每一句话，而是要看说这话的人彼时彼刻的心境、态度和遭遇。但若过了“彼时彼刻”，一万句也许都顶不了一句。
读完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但世上有很多事情比睡觉重要，比如此时此刻。如果今天不写点什么，“彼时彼刻”就很难恰如“此时此刻”，有些话就永远湮没在脑海或者生活中了。为了表示对永远无法被复制的当下的尊重，我还是打开电脑；同时为了表示对自己身体的尊重，我也放平心态随遇而安写到哪是哪。不知不觉，汩汩流出的文思就把我带到了这里。
吴摩西，牛爱国，出延津和回延津，都是为了寻找。假找人，真找人，找人也许只是问一句话，最后发现之前那一句话不重要，现在这句话才重要。他们没走到过这些地方，没找到这些人，没听到那句话，就寝食难安，就念念不忘，就死不瞑目。我的理解，其实找的不是人，是他们的天命。曾仕强讲，什么是天命？天命就是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事，哪怕穷困潦倒，哪怕饱受挫折，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如果谈钱，“无利不起早”，那就不是天命。我又想到周杰伦在北大的演讲，说自己是普通人，只不过有些音乐天赋，我们所有人要做的就是发掘老天给自己的那个天赋，并且坚持做下去。他找到了自己的天命，热爱音乐，并坚持创作。所以某种程度来说，“诗人之不幸，诗家之大幸”，有时候困难挫折，未必不是浇灌人生的甘泉。
无独有偶，刘震云也在北大演讲过。都说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知人论世”，看作者的生平经历来解读其作品。所以我特地结合他的演讲，加深一下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个舅舅，种过天花，脸上都是麻子，人家都叫他刘麻子，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木匠。因为做得太好，方圆几十里都找他做，同行没生意做了，说他毒。刘震云曾经问过他，说有人说你木工做得特别好，有人说你毒，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刘麻子说，我为什么做得好木工？别人做一个箱子三个月，我做六个月；也不是因为我做六个月，而是因为我喜欢刨木头时候刨子花的味道；也不是因为我喜欢刨子花的味道，而是我看到一棵树，就想到把它做成什么木材合适。如果是松树、楠树、橡树，我就会想着把它做成姑娘出嫁时候的箱子。如果是杨树，那只能做个小板凳。刘震云最后劝勉校友，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
那一瞬间我悟到了，为什么有人说身边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有些人却不这么认为，觉得写作是负担了。因为有些人是笔杆子出身，写作阅读，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文与墨，就是他的天命所归，但有些人不是。展开来讲，很多人不去挖掘自己的天赋所在，甚至不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随波逐流，中小学时候努力考高分，上大学时放肆玩，临毕业找个世俗观念中的好工作，找个家长认可的好对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像叔本华说的，在“痛苦和无聊”中，摆荡一辈子。人曰五十而知天命，但五十岁也未必知，二十五也未必不知。吴摩西一辈子就爱学罗长礼喊丧，牛国兴、杨百利就爱“喷空”，老鲁就爱在脑子里走戏，即便唱不出所以然来，老詹就爱传道，即便传了一辈子才八个信徒……“一句顶一万句”，原来，说到最后还是求个心安，一个让人心安的事，一个让人心安的人，一个让人心安的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把这本书抱在胸口，好像此刻刘震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
后劲太大，回味无穷。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周子昂）